武漢肺炎是台灣公衛上的抗疫之戰，也是台灣主體性一吐胸中塊壘的抗議之戰。我們要在中國帶頭的全球霸凌下，跟國際社會覆述自己的名字，因為我們是一個有意義的存有者。
過往解釋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主要有三種說法。第一種是有利的國際因素，也就是美國基於地緣政治理由對台灣刻意的扶持，包括開放美國市場、下單給台灣並提供製造技術與設備，甚至於容忍台灣的技術抄襲。
第二種是國家因素，也就是政府對企業的國家領導發展（state-led development），官員能夠基於國家長遠發展目標，使用政策工具幫助也規訓資本家，發展出支柱產業。第三種是社會因素，也就是中小企業的彈性生產，讓台灣在出口導向工業化過程中，以「做中學」的技術升級，不斷地在國際供應鏈中往利潤更高的工序攀爬。
三種說法各有經驗證據與學術研究加以支持。因此，真實狀況很可能是三者在不同歷史階段，以不同比例綜合與變化而成。這些因素一方面讓台灣在戰後的人均ＧＤＰ成長了二十幾倍，但也讓台灣社會在威權國家壓制下，為經濟成長付出民主化延滯、工資低下、貧富差距與環境惡化的代價。
台灣為何、如何超前部署
台灣以世衛（ＷＨＯ）棄兒的身分，在這次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中，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超前部署」。但超前部署得以成功是國家與公民社會優勢相互整合產生的結果。防疫成功展現的是台灣的國族認同邊界趨於穩定，對集體長期利益共識的浮現，使得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臻於成熟。它是台灣民主化之後極少數重現國家領導發展的成功案例。
相較於「工業四．○」、「人工智慧」、「以人為本」等目標空泛的政策概念，這次防疫目標明確清楚，就是防止台灣因得不到世衛組織即時的訊息，再次陷入類似ＳＡＲＳ的公衛災難中。因此，疫情在去年十二月底武漢爆發時，疾管署隨即在一月十二日派遣專家實地勘查，回來之後就預判會爆發大流行的可能，必須有展開阻絕病毒於境外的措施。
就算最終無法防止社區感染，至少也要延長發生時間，以爭取人力與物資整備時間。這樣的判斷能力不只是因為ＳＡＲＳ付出七十三條人命，更重要的是歷年來與中國交流所累積下來的「亡國感」風險意識。
一位經濟部的決策官員透露，在預判會爆發大流行後，經濟部就負責開始在世界各地下訂單進口口罩，「有些口罩幾乎確定就要坐飛機進來了，但有許多在最後一刻被攔走。」因為這中間情勢進展得很快，一月二十日中國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在央視承認武漢病毒可以人傳人，二十一日台灣出現首例確診，台灣民眾開始搶購口罩，甚至於有人戲稱農曆年過年紅包要改包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