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疾老人絕望中從高處一躍而下，無人照看的兒童餓死在家，因投醫無門病死街頭的無名患者, 缺乏防護設備的醫護在社交媒體上吶喊求助。這些既不是中國歷史書裡的記載，也不是災難電影的場景，而是新冠疫情暴發後，發生在當代中國的慘劇。
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被世衛組織命名為COVID-19。在短短兩個多月內，它從中國中部城市武漢蔓延到了全中國和全球100多個國家，導致中國內8萬多人感染，3000餘人死亡。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遠超2003年的SARS疫情。
在這場與病毒的鬥爭中，武漢等多地史無前例地被封鎖近兩個月，讓這個1000多萬的大都市變成「鬼城」，絕望之城；全國範圍內，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關門、學校停課。甚至，中國最重要的年度會議「兩會」四十多年來首次被迫延期舉行。
這彷彿與數月前的場景形成天壤之別。去年10月，中國慶祝中共統治下的國家建國70週年，伴隨著大街小巷一片歡騰祥和和閲兵儀式上昂首挺胸的士兵，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自豪地向數億民眾宣告，「沒有任何力量再能撼動國家的地位。」
新冠病毒肆虐下，突如其來一場危機似乎一夜間把這個崛起的大國打回了原形， 讓其僵化的官僚體制，嚴苛的訊息管控等弊端暴露無遺，虛高的強國形象在公眾眼中瞬間倒下，公共衛生系統應急預警機制形同虛設。
僵化的官僚制度錯失良機
伴隨官方通報的確診病例數字每日不斷刷低，中國國家衛健委3月12日宣稱，本輪疫情本土流行高峰已經過去。
幾乎同一時間點，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疫情爆發兩個多月來首次來到武漢。這期間，他雖屢屢強調自己是這場「戰疫」鬥爭的總指揮，卻鮮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如今，中國當局越來越相信本國的疫情高峰已經過去，出現在媒體鏡頭前的習近平的神情貌似也輕鬆了不少。
但這次疫情全面暴露了中共體制中僵化的官僚制度及由此讓中國社會所付出的巨大代價。種種跡象表明，僵化的官僚制度使得中國在這次疫情中錯過了最初防控疾病的最佳時機。一個顯著的例子便是疫情初起時上報系統的混亂與中斷。
在2003年SARS疫情過後，中國花費數億元資金建立起「中國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意在使得地方上突發出現的新疫情在出現最初數小時內便可直接上報至中國疾控中心。這一系統本應在這次發揮早期預警採取措施的作用。但在疫情防控至關重要的初發階段，這個系統一度因為行政介入被晾在一旁。
內地媒體《中國青年報》調查發現，12月底疫情發端時，武漢醫院採集到的病例樣本最早並未上報給中國疾控中心，而是送往民營機構檢測，直到1月2日疾控中心才收到第一份來自武漢的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