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他發表的〈芝加哥之死〉被公認是他的轉型之作，用夏志清先生的話來說，則是此文「在文體上表現的是兩年中潛心修讀西洋小說後的驚人進步」；「象徵方法的運用，和主題命意的擴大，表示白先勇已進入了成熟境界」。
白先勇寫時代、寫情感、寫人物，筆下的故事色彩斑斕又耐人尋味。
他的作品特點是把傳統融入現代，現實性和歷史感二者兼備。先後生活在大陸、臺灣、美國等幾個不同的時代、各異的社會環境，給他的思想情感和創作帶來巨大的影響。少年時代是在國民黨政要家庭度過的，父輩顯赫的身分、上層社會的氣派是他童年的印象。
在臺灣，目睹國民黨許多昔日同僚的沒落以及無數大陸人離鄉背井、流落孤島、窘困掙扎，那無盡的思鄉與懷舊傷感是他永恆的記憶，也是他的寫作基調。到了美國，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先進的物質文明，一方面對文化方面的某些墮落也深感厭惡。漂泊海外的無根的痛苦感覺，加深了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熱愛與執著─以上這些豐富的社會閱歷和複雜的思想情感構成了今天的白先勇，也貫穿了他的全部作品。
我和白先勇的交往，算來已有十幾年。他舉止謙恭，內心堅忍，這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包括一些成功人士。有一次他來北京看在北大校園演出的《牡丹亭》，散戲後已經很晚了。返回賓館才發現一大堆人等著他─有粉絲，眼巴巴地盼著能與他合影；有記者，拿著錄音機盼著能採訪幾分鐘；有出版人，捧著一摞書要他在每一本書上簽名；也有熟人如我，要和他嘮幾句「家常」，旮旯角兒還站著一個醫生。原來白先勇身患感冒，正發著燒，他年逾70，明天還要遠行……碰到這種情況，要是我一定「三下五除二」，統統打發走，不管認識的不認識的、有事來訪還是無事登門的。他不！啞著嗓子、眼淚婆娑地應酬，一一滿足了來者。我看著，非常感動。
我和白先勇都熱愛家鄉，但和他相比，我熱愛程度遠遜於他。首先人家一口正宗桂林話，我卻一句家鄉話都講不來。他給我印象至深的是吃米粉，而我還不大喜歡徽菜。據他自己說，父親打仗歸來的頭等大事，就是喊隔壁嬸娘過來做米粉吃。白氏全家後來在南京、到上海，還常常請人到家裡做桂林米粉吃，後來遷至臺北就很少吃到了。只要白先勇來到大陸，就要打聽哪裡有米粉店，而且一定要吃桂林冒熱米粉。一次他到北京講學，黃昏時分接到電話，說要請我吃飯。
我忙問：「在哪家賓館？」
他說：「不是賓館，是小店，就在北京人藝劇場旁邊。店面很小，你要仔細找啊！」
真的不大好找，還是他帶路。一進門，白先勇滿面笑容地對女店主說：「我們要吃米粉！」我一抬頭，看見正面牆壁居然懸掛著白先勇寫的「桂林米粉」幾個大字。顯然，人家是常客！我們一人要了一大碗碗，他像在家裡一樣自在放鬆，還不忘叮囑我，要多放點辣椒油。白先勇吃米粉也是一景，一雙木筷左右攪動，上下翻飛，桌面、碗沿、嘴角乾乾淨淨，只有兩頰紅紅的，那才叫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