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國家印度，持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也趁機宣布新法，允許印度教徒更容易移居至穆斯林占多數的查謨－克什米爾邦，作為打壓穆斯林少數族群的新招；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亦下令關閉大部分法院，包括他自己的貪腐案也很剛好地延期，所幸仍招來許多媒體與輿論批評；就連民主老牌國家英國，智庫托尼布萊爾全球變革研究所（Tony Blair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亦認為，大眾必須接受受到「民主國家一般不會出現的監控」所干擾，並稱這些手段都是「值得付出的代價」。
喝伏特加能消毒？仰賴強人的盲點
但在威權的高效率背後，也並非完全沒有風險。《紐約時報》（NYT）提醒，當社會仰賴於威權政府，強人領袖卻因缺乏遠見而拒絕面對問題時，危機可能更加嚴重。白俄羅斯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先前就允許該國超級足球聯賽（ Premier League）繼續舉行，還表示「恐慌比病毒本身更傷人」，甚至鼓勵白俄羅斯民眾每天「喝伏特加」、「上三溫暖」就能對抗新冠病毒。
《紐時》更強調，儘管世界衛生組織（WHO）大讚中國防疫「可能是史上最具野心、最積極的行動」，但卻忘了疫情爆發的源頭，正是因為中國沒有及時公佈醫療專家的判斷，才導致一切演變至此。何況就在亞洲，南韓與台灣也透過詳細檢驗、限制旅行和嚴謹隔離，證明不需大幅侵犯隱私與監控人民，也能有效防堵病度擴散。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曾根據1960年代至今的疾病大流行數據分析，發現民主國家的疫病致死率都比非民主國家還低，其中一個原因即是，掌握龐大力量的威權政府，永遠無法與人民保持公開和透明的對話。
防堵未知疫病需要人民的自我控制，然而全球大眾也不能掉以輕心，一昧讓渡自身權利，否則這場疫情必然也將在民主根基上留下難以修復的後遺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