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大學校長的業務性質究竟是什麼呢？這個職位究竟有沒有適合普選的邏輯思考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探討普選式民主（公開候選人、選民廣大、一人一票、最高票當選）的意涵。
追求卓越，本即與普選精神不合
政經學者何泰凌（Harold Hotelling）與唐斯（Anthony Downs）在半個世紀前就指出，普選的關鍵字就是「中位數」。在任何兩黨或兩股勢力對決的普選中，通常是中位選民成為決勝的關鍵。也因為如此，在我們常見的兩黨競逐環境中，候選人總是宣稱自己「走中間路線、行中道」，希望以此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
但是「中位數」走勢對追求卓越的大學而言，卻是個極為糟糕的概念。台灣很多研究型大學都希望成為「世界一流」。「世界一流」也許難以精確定義，但全世界所有知名大學的校長都會同意，一流大學絕對是指其研究水準之拔尖突出，絕不是指大學的籃球隊冠軍，或是大學的 EMBA 賺錢等等。
研究型大學與一般大學顯然有所不同。其間區別就像是台大醫院與社區醫院一樣；後者只是為了醫病療疾，但前者除此之外，還要從事醫學研發。在知識日新月異的今天，若研究型大學教授的研究不理想，就不可能把知識前緣的內容教導給學生，其教學大概也很難突出。總之，對追求卓越的大學而言，他們的目標是「拔尖」。
為什麼「中位數普選」不適合追求卓越呢？研究就是要創新、突破、走向未知世界。若是某甲在三月五日提出一項突破性見解，某乙在三月七日提出同樣的見解，即便不是抄襲之作，其創新意義也大打折扣。因此，創新突破本身就隱含著拔尖、追求第一的意義。如果大學要在研究上追求拔尖、卓越，則它在制度、薪給、領導、設備等各方面，都需要有配合的設計，否則斷無可能成就其研究卓越。拔尖是追求極值，中位數是呈現平庸，用普選去選出拔尖領導人，這是邏輯矛盾、緣木求魚。
普選的必然庸俗化
台灣早年，政府把「軍公教」視為同質群體，教授的制度與薪給都「公務員化」，所有教授的薪水都是平頭平等的。但最近三十年，國際交流頻繁了，大學教師與其他公務人員的差別就出現了。簡言之，優秀的大學教師，是開「國際標」的；所有其他公務員絕對沒有國際挖角這種事，但是大學教師跨國就業卻是家常便飯。在國際競爭、國際開標之下，大學的「拔尖」就必定要有國際視野。既然大學教授都是國際挖角，大學校長當然更是如此。一九八四年我在念密西根大學的時候，當時校長 Harold Shapiro 竟然被普林斯頓挖去做校長，公布時我們才知道，徒呼負負之餘，也恭喜他的成就受到肯定。此外，Gerhard Casper 原來是芝加哥大學副校長，一九九二年被史丹福挖去做校長；H. Sonnenschein 原來是普林斯頓副校長，一九九三年被芝加哥大學挖去做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