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升溫導致全球性封鎖人員往來，許多人開始討論全球化是否面臨終結。這個複雜問題需要仔細爬梳。這次封鎖主要是從人員流動管制開始，進而影響到全球分工下供應鏈的斷裂，進而衍生失業與需求不足的系統性經濟危機。 如果將全球化定義為「跨越民族國家邊界管制的商品、資本、人員與資訊流動」，那麼可以說這次疫情造成全球化的倒退、甚至是終結。
重點不在貿易量與資本移動
但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如果以跨國貿易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做為衡量標準，第一次全球化高峰其實是在1878年到1914年，在英國霸權下的金本位制度中達成的。21世紀也不過稍微超過此前的標準。 以資本跨國流動而言，在1995年之前，97％的國外直接投資（FDI）是由核心國家流出，75％流入核心國家，一直都集中在歐洲、美國與日本三大區塊之間流動。 這個比例後來因為四小龍（特別是透過香港）對中國的投資而稍微下降，但還是有72％留在核心國家內流動，FDI的國際層級化趨勢至今不變。82％的跨國公司總部，也都集中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 它反映的，與其說是資本與生產的全球化，毋寧說是全球經濟重心依然掌握在核心國家手中。 至於勞動力的跨國流動，說來諷刺，當今最高峰，恐怕都難以超越19世紀之前的奴隸貿易與半強迫性的契約雇工。光是1815到1914這百年間，保守估計就有大約1200萬中國人向外遷移，這種獲利豐厚的苦力貿易，主要是由中國南方商人經營的。因此，以商品、資本與人員的流動來說，全球化並不是一個新穎的歷史現象。當前全球化在歷史上的真正新穎之處，在於資訊的全球流動，它起源於1980年代中期，個人電腦相互連結而成的網際網路。資訊全球化讓金融資本真正24小時地全球流動，也讓多國公司的產業資本，建構真正及時調整的全球供應鏈。最重要的是，這個資訊全球流動有個技術自我反饋增強的特徵，資訊技術的創新，增強了技術的擴散與吸收，技術擴散與吸收，則反過來加速資訊技術的創新。 創新迴圈使得資訊技術呈現指數速率增加，進入到我們日常生活的每個層面，從而累積大量的數位資料。海量資料又跟不斷增強的運算速度與演算法相結合，對所有可預測性（predictable）或具有模式（pattern）的工作，都可以經由資料庫的演算訓練，達到一定程度的智能反應，甚至於因為高速的演算能力，抓到人腦無法察覺的統計相關性。
基本所得才能維持經濟系統不崩潰
所以它不只是過去生產流水線的自動化，還可以延伸到金融分析師、會計師、行政經理、記者、醫師等白領工作，甚至於包括程式設計本身都逐步自動化。 目前已經可以看到人工智慧（AI）2個發展趨勢：一是雇用勞工的全面性減少，公司組織更加扁平化與彈性化；二是網路或許讓創業機會平等化，但利潤總是由少數幾家大公司壟斷。這兩者共同造成的結果，是勞工薪資占GDP比例的日漸下滑。 在70年之前，全球經濟被稱為「黃金歲月」（Golden Age），因為當時薪資隨著經濟成長而成長，勞工生活水準不斷改善，生產與消費維持均衡，市場機制完美地運作。 但是從1980年到2010年，美國經濟成長254％，勞工薪資卻只成長113％，兩者差距一直擴大。台灣在1990年代中期後，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也都呈現相同的趨勢。 除了全球自由主義制度外，生產技術的自動化進程，更讓勞工薪資占比與消費力下降，再次產生過度積累的系統性危機。而且這次危機不再是凱因斯主義的政府支出，或是社會民主福利國家的職業再訓練，就可以把景氣重新拉起來。失去的工作就永遠失去了，鴻海引進機器人，本來就是要替代工人。當大部分工作都被智能化機器所取代，賦予所有人一定程度的基本所得，才能維持經濟系統不至崩潰的消費力。同時在一個設計良好的基本所得保障制度下，比較高風險性的創業與創新經濟，也才比較可能發生。全職的家庭主夫或主婦會比較有經濟基礎，對家庭照護與改善少子化也會比較有幫助。社會服務與生活環境自我保護的NGO志工，或審議民主的能動性也會加強，有助於公民社會韌性（resilience）的建構。但這個制度一定涉及到對少數擁有巨大財富的人進行重分配行動，也就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變革。
AI真的是新一代支柱產業？
資訊全球化重新塑造世界，也帶入更尖銳的全球性階級衝突，它不會因為疫情而有所改變。台灣政府把AI產業當成台灣新一代的支柱產業，這完全是不理解AI產業在全球化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所造成的「創造性破壞」（destructive creation）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