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來襲之前，全球經濟一體化得到的支持已在下降，這場大流行加速人們對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重新評估。企業作為全球供應鏈的主要組成部分，親身體驗供應鏈關聯度的内在風險以及供應鏈中斷所帶來的不便與損失。疫情過後，這些公司可能會重新布局，減縮全球化程度或者著重做區域性布局，從而使得更供應鏈更本地化，運輸距離縮短，全球化程度隨而遞減。
疫情對經濟的劇烈衝擊，將使一些國家對體系的開放趨於謹慎，特別是新興市場融入全球化市場的步調將變得更加謹慎，首當其衝的是資本流動的開放將力求穩步以行，有些國家為了保護本國不受經濟突然停擺而造成損害，甚至有可能重新實施資本管制。即使各國採取的隔離措施逐步解除，政府可能因為餘悸猶存而縮小開放程度，個人也可能進行審慎的風險評估而減少旅行，致使半個世紀以來不斷上升的國際流動趨勢逆轉。
這種由個人和企業基於自我利益而生的自發性去全球化轉變，可能被政策制定者基於政治目的加以利用，從而對國門開放和經貿關係添加限制。台灣已經出現這個趨勢，兩岸政府疫情過後對於兩岸的經貿關係和人員流動，可能多所限制。對台灣而言，必須深思在經濟體量差距很大、台灣對大陸經貿依存度遠甚於對方、人員流動對台灣的必要性較大以及交流合作裨益我方甚於對岸的整體情況下，限縮經貿關係與人員流動究竟何方受損較大？答案顯然是台灣，因此究竟何去何從其理至明。
自2008至09年的金融風暴以來，這一波全球化周期遭遇一系列打擊，從歐洲債務危機、英國脱歐和美中貿易戰，許多國家主民粹主義倨傲生起，進一步使政策取向與民意趨勢向本土傾斜。兩岸之間近五年的發展亦乎如此，人民之間的民粹對抗方興未艾，相互仇恨意識不斷攀升，新冠肺炎更將相互敵對情緒迅速向上推升。由於強弱對比判然分明，攻守態勢顯著有別，戰略縱深差距甚大，因此我方營造非敵關係的需求必定大於對岸，節制民粹情緒的必要性也甚於對岸。瞭然於此，台灣應當如何善處兩岸關係，就該有超越情緒性、意氣性、選票性思維的框架，做深沉而長遠的理性思考。
須知，疫情造成全球的經濟的衰退，應是深刻而漫長的，復甦的過程也是長久而艱難的，政府所能提供的紓困資源有限，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效益有時而窮，只有積極促進生產、運輸與人流、貨流、金流正常化才能有效恢復。由於創傷過重，恢復常態猶有不足，必須加碼提振聯外的經濟措施才能彌補。基於從中獲利可觀，潛利尚有可待，台灣實在沒有本錢拒斥與大陸的經貿關係與人員流動，反應擴大推動。政治上台灣日益增強的反中趨向以及中國大陸同步趨強的仇台意識，如果延伸到經貿關係上，台灣的經濟前景必然蒙上一層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