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西方秩序下中國之角色將如何定位？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約瑟夫．奈伊教授目睹川普政府治下的美國所採取的激進單邊主義，包括任意退出多邊協定和不遵守世界貿易組織所制定下的規則，並急於拋棄國際公共財之主要提供者的角色時，若中國沒意願或能力承擔此重責大任的話，世界經濟將出現公共財供給短缺危機，長遠看來，全球失序也就指日可待。惟本書作者認為，美國從全球公共財供給者中退出，既是危機，也是轉機；即謂之全球治理體系將迎來歷史上難得之變革。對中國而言，更屬難得的機會，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和世界最大製造業基地，在美國不願再承擔國際公共財的提供者時，更是有挺身而出之能力與條件，成為全球多邊主義體制中關鍵的支柱。
在建構以中國為首的全球多邊主義體制時，作者在書中提及到由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教授創立的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為開發中國家提供政策諮詢服務，也同時為這些國家培養政策菁英，並不時前往當地考察，以便提出具體政策建議。中國式發展模式正積極地影響後進國家領導人對其本國長遠發展戰略之制定；另外，在「分而不奪」的援外模式下，也正在重塑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固有的印象。比方說，AID DATA這個大學智庫長期收集全世界跟發展援助有關的全部數據，透過追縱過去中國曾經援助的全球一百三十八個國家，連續十四年運用衛星夜間高空圖像來觀看相同的一個位置亮度層次與空間分布的變化，從而評估這些援外項目對所在國到底產生如何實質的影響。
中國不僅提供傳統意義上的公共財，從鐵公機（鐵路、公路和機場）到無形的知識與技術的分享，比方說從非牟利角度出發豁免落後國家向其支付專利授權金。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過去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間，運用「二元經濟結構」，即一方面嚴守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這條底線，二方面讓選擇赴城鎮務工的農村人口得以保留自家的宅基地、自留地、以及可移轉的土地承租權益；在此經濟結構下，具體功能相當於「無條件基礎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讓城鎮失業人口得以回鄉務農，避免成為市場調節期中出現的新增城鎮失業人口。本文也贊同如此體制上的優勢，一來得以讓農民工把在城市中習得的經驗或知識，成為推動農村現代化的關鍵性支柱，二來透過完善的電商平台，且運用物流系統，得以讓農產品順利運抵城市，供其日常生活之所需。如此想必能成為後進國家在追趕先進國家時的借鏡（中國發展的經驗），並且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中，提供印度洋沿岸國家相當的發展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