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茶湯會某分店疑似歧視聽障就業者的事件在社會及網路輿論中狒狒楊洋地被討論著，其中立場與觀點相異者大有人在、甚至不乏障礙群體內的異質論述。然而一路潛水、觀察下來，實則多數都被綁縛在障礙的框架之上，面對一個社會對於障礙者的單一想像，以及背後對於此身分的投射與定義而連帶出看似兩難、無力的處境。
當許多輿論直指工作場域就業歧視的不當之時，我不否認其實在網路上、在生活周圍的討論乃至障礙群體當中，有著一些不算小聲的聲音，為著當事者所可能帶出的外部性討論著。這些討論有的認為當事者大動作的訴諸媒體，無疑對於自己未來的求職設下僱主任用的顧慮;也有的討論擔憂著這樣的效應將連帶標籤到其他就業的身障者之上。而不少想法則是認為台灣每每遇到「身分」議題時，往往放大且無限上綱地附予當中看似「受壓迫方」全然的正確與支持，例如原住民、障礙者、婦女等身分都有前例可循。讓我們有一種，只要身分對了、加諸其上的批判、質疑、壓力、檢討都成了政治不正確的展現。
然而不論是「身分正確」，或是一面倒的批判壓迫障礙者的論述，或多或少都建構在一個對於障礙者單一的想像之上。這樣的單一想像自古以然，從中國儒家的扶弱觀到西方博愛中對弱者的關注，這個社會早已畫出一個主流的圓框，在框架之外的是異常、是功能不足的、是弱者，而面對這些圓框之外的群體（那些相對陌生、認其為怪的群體），人類透過單一的想像、觀察並附予其標籤，當這些標籤成為社會常態的認知之後，人與人的相處開始受到這些群類和屬性差異的影響，有意無意地辨識我群和他群，再連帶出主流社會貼上的標籤、教導出的互動方式進行回應和交流。我們如果回頭去看20世紀許多障礙研究的著作，其實多數會提到障礙者調適的過程，甚至不少學者對此進行諸如恐懼、絕望、調適等個人狀態不同階段的歸納。可是當我們把障礙者的生命脈絡放進來討論時，其實這些階段的論述便一一被解構了。它不是一個個人調適障礙的歷程，而是個人如何與社會互動的動態過程。為什麼會恐懼、會絕望，那是因為面對到己身顯著差異於主流常態之外的身心樣態，從外顯樣態、言行到移動或生活經驗上的差距，一方面讓障礙者不知道如何與主流社會互動，另一方面則是主流社會的凝視與排除、把障礙者推到能動性愈發缺乏的位置之上（這裡還比較偏重後天致障者的經驗，先天的身心障礙者又是另一異質的經驗）。如同當時我失明的恐懼，來自於知道這個社會重來不會提及的「沒有視力的人」要如何生活;絕望來自於每段關係的建立，接受到那些不斷受憐憫、排除、揭露的關係。而最偏誤的是調適，基本上在一個主流社會當中，如果沒有社會化、沒辦法融入主流，那應該也無法成為這些障礙研究者足以產出研究的樣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