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如此長期以個人歸因、個人觀點發展的障礙認知之上，我們可以觀察到主流、那些自許正常的群體所形構的社會環境，它畫分出群體的差異、標籤並連結相應的互動模式，背後實則是一套長久累積下來信條式的單一想像-障礙者是弱者。為什麼是弱者也許不用多做解釋了，主流的社會生活、常見樣態如此，當有一群人無法順利完成這些主流生活的樣式、長出常態的模樣之際，在社會互動之下將缺乏自主性、也迷失在自我的認同當中。於是弱者被建構出來，而我們去面對、回應弱者的方式也隨之產生。可以問問自己，想到「弱者」、想到「弱勢群體」會有什麼想像?你可能會發現不知不覺會跳出一些群體(如障礙者、老人、幼童等)，可能會有一些諸如可憐、不方便、遺憾等形容詞跑出來;也有可能你會想到自己助人的經驗、或是憶起哪些突破生命限制的案例。但是最終我們到底看到了什麼呢?從大眾媒體、生活背景、社會的想像當中，障礙者呈現兩個極端:其一是普遍的弱勢、受助與受憐憫的形象，而反面則是極端正面的生命鬥士形象，呈現出不畏身體限制、積極活著的英雄色彩。但是障礙者是如此二分且極端的存在嗎?想一想自己平常在看待他人的時候所體認到的多元和異質，或許你已經注意到了這樣單一想像的背後，實則是我們先看到了他的障礙身分、才去概化這個帶有障礙的個人。
社會單一的想像是障礙者面臨到最為深層的困境，因為從微視面人與人的互動;到巨視面相關法制和政策的想像皆受其綁架。我們重新回到茶湯會事件來看，現在的討論實則已經有一些發散和失焦了，因為我們都在迴避那個定人為弱的結構、避開那個受單一想像所框限的思考脈絡。可是面對這個核心問題，障礙者求職或在職為什麼會產生困境、面對到壓力和適應的議題;為什麼障礙身分在討論當中成為無法移除的要件，成為論斷各方討論者價值正確與否的判準，都還是得回到這個核心的問題來談。先談在職場與工作上我們預設了多少設定？障礙者缺乏工作能力、障礙者需要協助和輔助、障礙者的生產力與常人有別，而同時職場也預設了一套標準的工作模式、工作樣態，在這些預設沒有辦法被挑戰之前，無論企業進用、職務再設計、庇護性就業等制度再所改革、仍會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壓迫，正如我們看到視障者企業進用普遍在企業中從事按摩、接電話;聽障者排除在一切語言、溝通或聯絡的工作之外，肢體障礙者沒有解開與輔具、辦公室等求職條件相伴的機會，甚至被拒於公司門戶的幾公分落差之外。而在身分的凝視之上，當我們只關注在一個人的障礙事實之上，無疑地我們也正進行去脈絡化的行為，我們沒辦法了解其生命所面對到的情境、他可能有的情緒、有的議題、存在的需求亦或是單純的想要，而是將其每分每刻綁縛於一個障礙者的身分之上，或許這看來很容易歸因、很容易連結到熟悉的社會經驗（歧視），但是終將無法解決當事人在這個情境中真實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