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於性侵指控，朱炯希望依循法律途徑給出一個真相。「如果我父親做的不對，我會譴責他，如果阿廖沙造謠，我也一定會譴責這種造謠，做為女兒我會支持我父親維權。」
這種羅生門式的相互舉證，在阿廖沙與林奕含事件的進行式中呈現出了高度相似的局面（被鄉民公審的陳國星也稱自己與林奕含曾交往並未誘姦）。另一個相似的關鍵詞則是「抑鬱症」。與林奕含相仿，阿廖沙也有抑鬱症病情，且同樣曾因自殺未遂而休學，復學後進入了朱炯的班級就讀。而且兩人的被侵犯經歷，又都年代久遠，「受害者」相似的背景背後，隱含了舉證的艱難。
圍觀者忘了結構性加害者
性侵也好，誘姦也好，無論用怎樣的名詞去定義其中對女性的傷害，要將指控定案都是難度極高的；在沒有足夠證據被保存下來的情形之下，女性更很有可能被反指控誹謗他人、傷害他人名譽權。而抑鬱症因素又加重了女性證詞在其中的尷尬和弱勢。
蝴蝶效應讓「從林奕含到阿廖沙」成為豆瓣熱門討論話題，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在大陸也變得一書難求洛陽紙貴，淘寶上更爭相賣起了該書的盜版、甚至是電子版的盜版，內文簡繁字體錯亂不堪，卻也因為原版的斷貨而行情大好。但在兩岸社會當下都如此關心「性侵」話題時，其實絕大多數人的角色依然只是旁觀者，真正關乎結構的反省並不徹底。相比結構，大家更在意的是：真相是什麼？加害者是誰？卻忘記了這種事件本身就是屬於整個社會的暴力。
如同小說中的房思琪，阿廖沙在文中也說：「我的控訴也不是針對一個變態。」重要的並非那一個加害者，真正傷到她們的是權力碾壓型的性侵結構，但沒有人會主動站出來控訴或是幫別人控訴──甚至如果沒有林奕含的自殺，沒有如此撼動兩岸的輿論震蕩，阿廖沙也不會平白無故站出來。某種程度上，是林奕含的死，給了包括她在內的更多女生一點點勇氣，也嘗試表述性暴力的創痛。
林奕含也好，阿廖沙也好，她們都一再強調：這些只是單純的記錄，而不是為了追討，大概她們都對現存的制度結構能給予公道並不抱有任何幻想，這才是整個故事裡最悲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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