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對倫敦而言，里彭的立法局選舉倡議過於激進，故此他再提出「地方自治政府」動議（Local Self-Government Resolution）。里彭終被稱為印度地方自治政府之父，其地方自治提案甚至被視為為印度地方治理的「大憲章」（Magna Carta）。另一個例子見於太平洋島嶼斐濟。1875年上任、斐濟第一任總督哥頓（Arthur Hamilton Gordon）的管治首要目標，並非自上而下以歐洲文化標準同化當地，而是維持當地風俗、保留當地社會領袖權力、盡量善用當地既有組織（abstain from seeking hastily to replace native institutions by unreal imitations of European models）。
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與區域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於2009年出版、透過中東案例探視英帝國擴張源起的論文Britain and the Gulf Shaikhdoms, 1820–1971: The Politics of Protection，亦能指出愛國史觀「炮艦外交」教條想像的侷限。於十九世紀，英帝國其實是受到酋長國政治領袖邀請、成為酋長國保護力量，才能在中東波斯灣建立據點。1970年代英人撤出，其實亦非酋長國統治者所願。
從印度英治案例看愛國史觀之不足
事實上，即連反殖民族主義者經常援引的英屬印度管治案例，都能證明愛國史觀之不足。前文提過的印度政客塔魯爾曾在2017年於香港《南華早報》刊登文章Hong Kong, like India, needs to remember the truth about British Colonialism，論及過去英帝國如何在印度進行經濟剝削、政治壓迫，進而提醒香港讀者不要「美化英殖」。這類愛國史觀角度不足以全面理解英屬印度管治績效，理由有三：
一、 在研究英屬印度管治的文獻之中，愛國史觀並沒有被視為主要與唯一研究路徑。例如，2012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Indi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並沒以經濟剝削基調審視英殖時代的印度社會與經濟發展。於同年，印度獨立後首任總理尼赫魯親密戰友、印度政治家米勞馬撒尼（Minoo Masani）兒子兼歷史學家扎利馬撒尼（Zareer Masani）出版的Macaulay: Pioneer of India's Modernization，亦書寫十九世紀初英殖官員麥考利（Thomas Macaulay）如何成為印度現代化進程推力。今天印度政府的英殖記憶也不全然負面。尼赫魯父親曾送兒子到英國哈羅公學與劍橋大學讀書、寄望兒子學成歸來能成為印度英殖政府一員（Indian Civil Service），這段歷史至今仍載於印度政府文化部紀念尼赫魯的網站Nehru Por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