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這場席捲全球的疫情之前，人們還對習近平兩年前首次提出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無感，那麼到了今天，尤其是面對近在眼前的香港變局，恐怕沒有人能再否認這一論斷。
在這樣的大變局中，被反修例風波所困的香港在過去一年的變化尤為突出。這一場暴力相隨的街頭政治運動一度被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COVID-19）打斷，直到香港以及整個東亞地區疫情好轉，香港的抗議示威似乎有捲土重來的苗頭，部分泛民議員也頻頻在立法會挑起衝突。近期北京與治港機構在香港問題上的一系列做法，尤其是兩會期間推出「港版國安法」，就被不少西方政治人物指責為「侵犯香港的自治權」。
拿香港問題攻擊中國大陸，只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近一段時間以來指責中國大陸「以疫謀局」的一部分，此前西方政治人物與媒體已不斷地質疑中方防疫數據造假、「趁疫擴張」，甚至主張向中國大陸索賠。這些「中國威脅論」的新變種，說明西方多年來只是慣性唱著自己的調，從未下功夫去理解中共近一年來如何治港，且正在用新的治港思路呼應其所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尤其是因應香港之變而搭建的「夏駱新局」，打破了過去多年中共治港人事的慣例，首次讓在中國政治體系下具有豐富政治經驗、屬於典型政治幹部的封疆大吏入主治港系統，標誌著中共治港的重大轉變。
近期香港中聯辦、國務院港澳辦的一系列動作，「港版國安法」強勢推出，以及由此在香港本地與國際社會引發的種種爭議，正是新一屆治港機構遵循「積極一國兩制」的思路，以期打開治港新局面的舉措。這既是因應於香港內部格局的安排，更有著中共著眼於國際結構重塑的大佈局。對香港而言，在各種或偶然或必然因素的包裹下，當無可避免地成為這場「大變局」的前沿陣地。
之所以偶然，是因為香港反修例風波本身帶有偶然性，回過頭來看，可能誰也不會想到修訂《逃犯條例》這個小浪花，最終引發這樣一場海嘯。至於必然層面，在於站在香港背後是中美兩強，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簿，是兩股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較量，因此不管香港是否願意，都閃避不了擔當前沿陣地的處境。而反修例風波的偶然發生，不過是催化劑，加速了中美兩個大國的碰撞與對抗。
中國在變，美國在變，世界也在變，而且是百年未有的大變局，處於夾縫中的香港卻沒怎麼變。在政治上，香港習慣於將那個「巨靈式」（Leviathan）的「中國」拒斥於深圳河以北，只在觀念上模糊地接受回歸事實及北京政府的主權地位；在經濟上，香港依然奉行近乎基本教義式資本主義制度，依然相信政府無為而治才是最好的治理，樂此不疲地將「香港連續25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當作亮眼成績來炫耀，卻對意在幫助其融入整個中國大陸發展的「大灣區」規劃報以冷淡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