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說，我為鎮圭提供的保護（如初生產業論本身所言）不應用於保護他永遠免於競爭。讓他六歲工作是錯的，但在他四十歲時還提供資助亦然。他終須離家進入廣大世界，找份工作、獨立生活。他只在培養能力時需要保護，讓他有機會勝任一份滿意和報酬不錯的工作。
當然，有如父母養育子女，對初生產業的保護也可能出錯。就像有些父母過於保護，政府也可能過分放縱初生產業。有些孩子不願為成年生活做好準備，就如同政府對初生產業某些公司的支援遭到浪費一樣。某些子女會略施手腕，要求父母在他們成年後繼續提供支援；有些企業則以取巧遊說的手段，延長政府的保護。但是不健全家庭的存在本身，幾乎不能作為反對保護的立論。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因為保護初生產業的失敗案例，而質疑保護策略本身。保護主義的負面例子僅僅告訴我們政策運用必須明智的道理。
自由貿易無效
自由貿易是好的──這是新自由派正統的核心教條。對新自由主義論者而言，沒有比這更不言自明的主張。威廉．畢特教授──我在劍橋曾和這位卓越的學者共事，他也曾任歐洲重建和發展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曾簡潔扼要地這樣表示：「記著，單方貿易自由化不是一個應該提供補償的『讓步』或『犧牲』，這是開明的自利行為。互惠的貿易自由化有助於提升獲利，但不見得是為了眼前的獲利。經濟學的真義就在此。」新自由正統派對於自由貿易的價值深信不疑，甚至可以這個核心信念作為界定新自由經濟學家的標準。你可能質疑（如果不是全然否絕的話）新自由主義論者論述的任何其他要素──開放資本市場、強大的專利權或甚至民營化──但仍在新自由主義的殿堂之內。不過，一旦你反對自由貿易，那麼形同自我放逐。
「壞薩瑪利亞人」基於這樣的信念，竭盡全力把開發中國家推往自由貿易──或至少自由度遠高於以往的貿易。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之中，大多數開發中國家的貿易已大幅度自由化。他們最初是在一九八二年第三次世界債務危機爆發之後，由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推動。一九九五年世界貿易組織開辦後，貿易自由化的推動有了更具決定性的力量。約在過去十年期間，雙邊和地區自由貿易協定亦已激增。令人遺憾的是，誠如我在第一章提過，開發中國家在這時期儘管（或在我看來，是因為）大規模進行貿易自由化，但表現卻十分黯淡。
＊作者為劍橋大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聯合國、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顧問、《衛報》專欄作家。 2003年獲得繆達爾獎（Gunnar Myrdal Prize）。2005年獲得列昂提夫經濟學獎（Wassily Leontief Prize），是獲得此獎的最年輕學者。本文摘選自作者著作《富國的糖衣》（天下雜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