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 政治學教師丹尼爾・巴特（Daniel Butt）認為，任何涉及是否推倒或遷移曾經備受尊崇的歷史人物雕像的觀點都會令人情緒激昂。
他說：「我們希望對先輩懷有積極的看法，希望認為自己來自一個道德高尚的社區，我們的先輩都是好人，我們也是好人……因此，僅僅因為自己生活在某地，或具有某種特定身份就跟歷史上的不公平或現在的過錯有了牽連，想到這一點就會讓我們產生激烈的反應。」
每年有數百上千萬人到牛津觀光遊覽，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個大學城的各個角落與不列顛帝國的殖民時代歷史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巴特任教的貝利奧爾學院也不例外。19世紀晚期，這個學院培養的許多學生畢業後都成為大英帝國的官員，包括連續3位印度總督（蘭斯敦侯爵、額爾金伯爵和寇松侯爵）。
那麼，這類關於過往歲月令人不安的提醒，我們應該如何應對？一種處理方式是置之不理，什麼也不做。主張這種方式的人認為，歷史不應該重寫。重寫歷史無異於某種形式的審查。再說，期望每一位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完美無缺、人生純潔無瑕，那很荒謬。
即便是被奉為聖賢的人，比如「聖雄甘地」（Mahatama Gandhi）和納爾遜・曼德拉（or Nelson Mandela），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瑕疵——用21世紀的眼光來審視，甘地對女性的態度簡直令人痛苦。
因此，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滑坡效應。如果把所有昔日政治軍事要人的雕像都清除了，因為他們曾經持有我們今天認為很成問題的觀點，那麼全國各地就會出現大量空空的雕像底座。此情此景向當代慈善家傳遞了什麼信息？今天敬請慷慨捐贈，但明天仍有可能名譽掃地？
但是，「置之不理」的態度似乎太過極端。設想一下，（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贊助了牛津大學設立的一項獎學金，類似於羅茲獎學金。會有人認真地反對戈培爾獎學金改名嗎？有人會願意成為戈培爾學者嗎？如果有一座戈培爾雕像，會有人反對把它砸爛嗎？
巴特說，有些罪行或者應該譴責的行為確實極其嚴重，重大到無法不玷污我們對那個人的整體道德價值評估。
如果是那種情況，他說，那麼就完全不應該把那種人當作楷模，為他們塑像紀念。
不過，大部分人既不是徹頭徹尾的魔鬼妖怪，也不是完美純淨的天使。
所以需要一條中間道路，一種折中的思路，以此斟酌定奪此類取捨，哪些建築物需要重新命名，哪些雕像可以清除，哪些可以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