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爾時代的工黨當時就曾這麼說：「如果能贏得這些人(「開蒙德歐車的人」)的選票，就能贏得選舉。」一九九七年在最低的投票率下，布萊爾贏得大選。艾薩斯郡的許多中間選民當時都支持布萊爾的新工黨，因為它不多抽稅，一切保持現狀。對當時的新工黨來說，你必須要仿傚保守黨政策，才能從「開蒙德歐車的人」那裡贏得選票。(而布萊爾時代過去之後，這些中間選民轉向支持保守黨。)
在布萊爾贏得大選接下來的十年期間，新工黨的「第三道路」為勞工階級帶來的，只有加速傳統產業的衰頹。去工業化，以及投資建設的缺乏，導致了勞工社區的蕭條，特別是中北部城鎮的許多勞工社區。這些原本都是傳統工黨的基層選民。另外，布萊爾的「中間路線」期間，英國參與了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造成了伊拉克人民無盡的苦難，也種下了日後恐攻危機的導因。親美的布萊爾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呼應着他在國內種種政策對勞工階級的背棄，最終造成勞工階級對工黨希望的破滅。在一九九七年到二零一零年之間，工黨失去了上百萬的勞工階級選民。
但在這些後工業的社區裡，對工黨徹底失望的勞工階級選民，並未立刻成為保守黨的選民。二十一世紀初的他們，對柴契爾主義帶來的一切仍記憶猶新。所以他們許多人放棄投票權，有些人開始往右走，開始接觸極右黨派，如當時的英國國家黨。當時的許多勞工選民不願支持保守黨的卡梅倫，視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布萊爾如出一轍。這些選民體驗過過去三十多年來，包括布萊爾期間的產業蕭條，青年失業率偏高，而二零一零年的卡梅倫同樣不顧他們生計，大肆施行緊縮政策。許多這些選民在二零一零年後都轉向支持英國獨立黨，它提供了最簡單的答案，「一切都是移民造成的」。他們視它為「替人民說話」的政黨。
到了上回大選時，工黨首相候選人密理班(Miliband)仍向保守黨政策靠攏，不反緊縮政策和醫療體系的私有化，且同時聲稱要消減移民，討好中間選民。而中間選民並沒有被討好：他們支持的政策，在保守黨那裡都包了。同時，密理班在許多傳統工黨選民眼裡，是個軟骨頭的，沒自身主張的候選人。在勞工選民眼中，他根本不代表他們的利益。(象征性地，他連「平民食品」培根三明治都不知道怎麼吃。) 當時密理班象征的，是工黨選民的「認同危機」：究竟工黨政策和保守黨哪裡有差別？
二零一五年大選工黨挫敗後，有些國會議員提名柯賓參選黨魁的選舉，目的是要擴大工黨內政治辯論的範圍，他們當時並沒有意料到，柯賓會贏得黨魁選舉，成為工黨領袖。柯賓的當選黨魁，當然為左派帶來難得的契機。可惜的是，脫歐公投的到來，對柯賓和左派的機運造成阻礙。上面說到的後工業社區裡的勞工階級選民，在反移民情緒激蕩下，多成為脫歐的選民，這些社區也成為所謂的典型「脫歐地帶」(Brexitland)。保守黨的強硬排外政策，特別是在公投前後，讓他們之中許多人轉向支持保守黨(這也解釋了英國獨立黨在公投後逐漸瓦解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