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知識思想浪潮，從發生的中心點北京，一路擴散到中國偏遠的內陸省分，青年毛澤東的經歷可以說明此一過程。日後領導中國共產黨達四十餘年的毛，此時還是個靠自學獲取知識的中學畢業生，他寫過幾本內容激進的小冊子，在湖南省會長沙經營一間小書店。根據現存於世的書店銷售紀錄，在1920年的四十天期間，書店賣出三十本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政治哲學》（Political Ideals）、五部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演說集、三十本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克魯泡特金（Kropatkin）的文集、五本《愛的成年式》（The Coming of Age of Love）、十本達爾文（Darwin）的《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數十冊關於俄國革命與科學方法論的研究集、超過四十部胡適以白話文撰寫的《嘗試集》（胡適是北大教授，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最後是165本「五四運動」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銷售上述這些書籍共獲利三十五元；淨利是虧損的，不過書店的五名員工都沒有支領薪水。
五四運動（今日中國仍然如此稱呼）更長遠的目標，是要終結當前中國的軍閥混戰，並且以大眾接受的兩個中心概念——民主與科學，和國家政治重新步上軌道兩相結合起來，如此就能將中國帶往和西方並駕齊驅的發展道路上。問題是：這樣的改變要如何產生？自從宋教仁遇刺、國民黨遭到袁世凱擊潰以來，聰明才智之士持續投身政治，但是他們後來發現：自己懷抱的使命幾乎不可能實現。思想家暨政治活動家梁啟超此時的經歷，再次證明了政治變革在此時的中國絕非易事。梁氏於1916年最終厭棄了袁世凱，與其分道揚鑣，而在袁死後，舊國會於1917年重新集會，梁又重返政治舞台。他接受總理段祺瑞的任命，出任段內閣的財政總長，然而，梁對於段暗中向日本巨額貸款一事竟毫無所知。梁啟超支持段祺瑞參與歐戰的決定。直到隔年，他才永遠退出政壇，將此生剩餘的十一年光陰投注在研究、教授歷史和著書立說上。
梁啟超在著作中明確表達反對馬克思主義各項教條的立場。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有如晚清的儒教，不但狹隘、限制思想，而且閉塞民智。然而，縱使梁氏的見解得到若干人支持，時代的潮流仍舊堅定地朝其他方向前進。早在二十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便有許多中國青年前往巴黎留學，深受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薰陶。後來成為富商的浙江人張人傑，便是這些留法青年當中的佼佼者。他在1902年獲得駐法公使參贊的頭銜前往法國；到了1907年，張已經成為革命團體在法國辦雜誌和研究會的經費贊助者。張人傑在1906年時首次見到孫中山，隔年至少捐了六萬銀元給孫的反清革命團體。1912年，當張氏隨孫中山回國，共同效力於民國之時，他的友人創立了留法儉學會，使貧寒的中國學生得以先在設於北京的留法預備學校學習法語後，到巴黎南邊約九十公里的蒙達爾（Montargis）學院留學。1913年，在袁世凱取締國會中的國民黨人之際，許多孫中山的追隨者竟未隨他流亡日本，反倒選擇前往法國。到了1915年，他們將原來的「留法儉學會」轉型成為「勤工儉學運動」，參與該運動的中國成員在法國工廠工作，一面獲得勞動經驗，一面賺取自己的學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