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反送中和國安法爭議，風雨飄搖的香港可否維繫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台灣又能不能取而代之？近來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前行政院長、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陳冲認為，台北有自己的路，不一定要強作金融中心。
先從歷史談起
「天津是金融中心，這個命題聽起來是不是很荒謬？」陳冲表示，印象中，天津雖然也是中國國際港口城市、北方重要經濟中心，但比起上海、深圳等地，似乎和國際金融中心扯不上邊，更遑論接班香港了。然而，歷史的橫軸拉長一點，回到1860年英法戰爭，天津開放為通商口岸後，這個命題似乎又可成立。
陳冲指出，在1882年上海是五國租界的年代，竟有英、法、美、德、日本等九國在天津擁有所謂「九國租界」，更有10家外商銀行先後在天津設立，從事金融活動。突兀的是，中國第一家銀行—大清銀行，卻遲至1905年才在北京設立。也就是說，大清銀行成立之前23年，天津已有十家外銀，「這難道不是金融中心？」
天津起初不過是個沿岸的漁村，為何在當時竟有金融中心的架式？陳冲認為，主要可以歸類成兩大因素，那就是市場的需要，以及法律的透明性與可預測性。
他說，在中國剛被列強割據，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外國使節、達官顯要或是商幫手上有許多合法或不合法的金錢需要放在首都以外，但又離駐地不遠處，位在外圍防衛線的天津成為首選。
此外，九國租界也提供中國境內母國的法律保障，對於存戶來說，法律的透明性及可預測性大為提升，遇到爭議時也有規範可以依循。百年前如此，百年後，這基本的需要差異不大。
近來，香港歷經反送中和國安法爭議，輿論熱議誰是下一個接替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陳冲表示，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固然在企業籌資、金融交易、結算服務等業務上要有一定的規模，但最重要的條件仍不脫離上述的「市場需要」以及「法律透明及可預測性」兩項。尤其後者，從香港的發展就可了解，這是迄今百年不變的必要因素。
陳冲分析，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每年兩次公布世界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排名的依據則由商業環境、金融業發展、基礎設施、人力資本、聲譽與一般性因素等五大指標構成，在前四項中其實各大國際城市的分數不會差太多，也是容易快速補強的部分，但最後一項聲譽及一般性因素，其實與政治環境密不可分。
而在今年3月公布的最新排名中，香港從2007年有排名開始，首次掉出前4名，過去十幾年，前4名均由倫敦、紐約、香港及新加坡包辦，據此來看，近二年來反送中和社會動盪，似乎降低香港投資環境的穩定度和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