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的漢光演習與以往的不同。雖然政府不斷強調「不對稱作戰」，本次演習更著墨於新建立的聯兵營，但年復一年的演練難免大同小異。
那不同的是什麼？不同的是整個亞太的戰略環境產生了根本的變質。不同的是台、美、中的三邊關係也在這格局下大產生變異。隨著人類科技在通訊、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領域的突破正催生出新的經濟體制和社會結構，中美相爭已經沿著這股脈絡蔓延到各個層面，形成一個在全球壁壘分明的制度之爭。一波新冠肺炎更加深這場全面衝突的斷層，使其白熱化。如果美蘇冷戰只是意識形態與軍備之爭，中美的「新冷戰」所涉及的領域更加廣闊。
在這背景下，儘管政府屢次強調不對稱作戰，但其國防與外交思維似乎還欠缺不對稱戰爭所必需的彈性，更沒跟上中美對台戰略的改變。
此次國軍預演所引起的關於漢光演習本質的爭議已經凸顯出台灣國防與外交思維中的漏洞。近幾年來的漢光演習往往假設共軍會直接登陸台灣，嘗試控制全島。對於「共軍將在八月模擬奪東沙」的謠傳，無論其消息是否可靠，政府也僅僅聊表心意，派一個陸戰隊加強連去短期駐守。主流國防論述對於「共軍奪取外島」的理解也往往侷限在「共軍最終會攻佔台灣」的框架下。
眼觀中共的論述逐漸放棄和平統一選項，並推行港版國安法而廢除「一國兩制」，更同時增加解放軍在亞太的活動，台灣確實也要更加慎防中共訴諸武力來改變台海現狀。但隨著美國的戰略部署也聚焦亞太，並考慮到身處第一島鍊中央的台灣對美國的戰略意義，中共如決定對台動武，「直接攻台」的選項反倒像是孤注一擲，進而導致中美兩個核武大國的武裝衝突。若參考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發展掛帥的外交國防政策，不難發現中國並非第一次冒著與超級大國（superpower）軍事衝突的風險來維護其核心利益；也因此，中共的軍事行動傾向於局部性的戰爭，並往往服從於更高的政治目的。
1979年的中越戰爭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中蘇交惡背景下，越南作為蘇聯勢力在東南亞的代理人，使得中國感到來自南北邊境的雙重壓力。時值文革落幕、中美建交、而鄧小平正著手於經濟改革與鞏固國內權力，然而中共依然冒著與蘇聯衝突的危險決定「懲罰」屢次在邊界挑釁中國的越南而對後者不宣而戰。隨後，解放軍成功地深入越南，直逼河內，並在有限度的攻下幾個重點城市後就宣布「懲罰成功」而撤軍回國。儘管解放軍在組織和戰術上的種種失誤導致其損失慘重，使得一場原本打算速戰速決的衝突延長至一個月，但中共依然達到發起這場戰爭背後的多重政治目的：第一，鄧小平在國內的權力更加穩固。第二，一場有限度的戰爭使得與越南簽訂防衛條約的蘇聯裹足不前，只願意透過在中國邊境軍演和其它間接手段協助越南，而拒絕為了一場局部衝突而捲入與中共的大規模戰爭。也因此，蘇聯在其盟友眼中失去了信用。其在東南亞的勢力也隨之減弱。第三，中共透過了這場戰爭取得了與美國的進一步合作空間。第四，中越戰爭的教訓與其後長達十年的邊境衝突使得越南國防支出居高不下，拖累其經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