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韓國瑜遭到高雄市民罷免，其引領的旋風暫歇，無論支持或反對，至少因選舉而生的緊迫性已經消失，台灣社會是時候該退一步思考，被中外媒體稱為「民粹現象」、被百萬人支持以及百萬人反對的韓國瑜旋風究竟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有何意義？本文嘗試以政治學當代民粹主義研究的角度告訴你，民主與民粹不是二元切分，更不是善惡對抗的終局之戰，而是一個民主發展過程中必須被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
韓國瑜的崛起究竟算不算是一個民粹現象？民粹現象對民主是否有害？這不僅是政治認同問題，更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政治學界對何謂民粹自來是有爭議的，原因是民粹主義本身非常的「薄」，意指其不如社會主義、共和主義一樣有自己的整套思想體系或世界觀，我們很難去說民粹主義「是」什麼，同時民粹主義者與民粹主義的支持者似乎時而貌合神離，民粹主義者可能是投機份子，但民粹主義的支持者卻可能是真正的理念信仰者。許多研究工具與觀點被提出，近年以Cas Mudde等人的觀點最為人接受，他們認為，研究民粹必須適當地區分領袖與支持者，並嘗試解析其背後的觀念，而非僅是把民粹主義簡化成一種奪權手段、新興政治文化。
用這個觀點，實際上民粹主義就像是一種商品，民粹主義政治人物就像是市場的供給者，而其支持者則是消費者。一個「供」「需」的結構被梳理出來。學者總結，一個民粹主義的「供給者」通常會使用特定的語言來做三件事：定義何謂真正的人民、區分菁英與人民、強調「直接民主」，第三件事的實踐經常是民粹領袖以自身「代表人民」為理由訴求繞過體制、簡化體制。這些語言對複雜問題的過度簡化、本質上的煽動性、提議的荒謬性，配合上層出不窮的歧視性言論，實在地傷害著自由民主社會追求的文化多元與公共理性，旁觀者看來，民粹主義的話語是投機者「騙票」的工具。在許多實際案例中，這些承諾也從來未能兌現，民粹主義者要求選民的絕對授權與對憲政體制的破壞最終也導致民主崩毀。從供給面，民粹主義正如同我們常聽到的，對民主是有害的。
但在需求面，民粹主義與民主的關係卻更顯多元。對人民來說，它是對社會問題的一個解答。擔心民粹主義導致民主衰退的人應該去問，人民為何如此不信任專家？不信任數據？放棄代議政治以及憲政民主？什麼樣的問題會刺激一個選民寧願鋌而走險，將未來通押在一個信口開河的民粹主義領袖身上？學者因此將民粹主義定義為「針對不再民主的自由民主的激進民主運動」，認為全球化、經濟危機已經導致單一國家的自主性、對民意的回應性越來越低。民粹主義支持者，不是一群無知的愚民，更不是處心積慮要摧毀民主的暴民，雖然在反對者、旁觀者眼中他們近乎瘋狂，但在他們眼裡，自己才是這個民主末世的救世軍。這種現象正是民主社會發展難題的縮影：日漸複雜專業的社會與國際環境使政府為了確保績效、負起政治責任而大量任用專家並壓抑人民的意見與質疑，代價是許多公民感受到的政治無力感。學術上，我們稱這種兩難為政治責任與回應性的拉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