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秩序的文化讓日本擁有乾淨的生活環境、井然有序的社會步調、勤勞有禮的人民，以及寶貴的工匠精神。不過，卻有學者批評，日本民眾反射性的服從命令，「製造」出福島核災。
工業革命以後，全球多數國家對守秩序的偏好大增，使其幾乎成為一種普世價值。確實，社會中的個人透過遵循群體行為規範（如法律、約定俗成的社會教條），有效推動社會進步，且秩序本身具有可預期性，使人們寄予信賴而形成社會穩定。但守秩序是否必然有持續的正面效益，值得商榷。畢竟守秩序亦有不小的「成本」，日本遲遲無法擺脫「失落的二十年」即與此有關。
眾所周知，守秩序的文化讓日本擁有乾淨的生活環境、井然有序的社會步調、勤勞有禮的人民，以及寶貴的工匠精神。這是外國旅客喜愛日本的主因之一，亦是二○一一年東日本大地震重創交通、電力正常運作之際，在人口逾一千三百萬的東京，竟可見到民眾不顯混亂，安靜依循相關疏導的關鍵。相對的，日本也投入大量心力建置許多組織與規範，以維繫社會秩序的工整。例如日本有四十多項垃圾分類規定，民眾手帕丟棄前沒洗乾淨，將收到檢查志工的嚴厲警告。同樣情形也發生在以嚴謹著稱的德國。
這種守秩序文化充分體現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提出的社會行動觀（social action），亦即社會制度塑造人們的觀念、信仰和價值，並控制人們的行動。問題是日本守秩序文化過於根深柢固，讓韋伯所強調的許多個體合作、競爭和衝突將具有修正社會制度之效果，難以顯現。甚至因經濟長期低迷，而懼怕混亂與改變，反而強化了社會對秩序的執著，不僅扼殺了創造力、表達異見與改變的勇氣，讓社會愈來愈僵化，亦助長利益團體持續壟斷社會資源。受日本政府委託調查福島核災的東京大學教授黑川清便痛批，日本民眾反射性的服從命令，不敢質疑權威、墨守成規、集團主義及島國心態，「製造」出福島核災。
麻煩的是，日本還有「唯自家秩序才是寶」的迷思。這種迷思曾帶領日本打造出電子業的輝煌，卻又在資通訊科技快速發展下，孤立隔離於全球，使索尼（Sony）、夏普（Sharp）等大型企業錯過商機，落得出售事業體與股權的窘境。
守秩序必要嗎？當然！但要先弄清究竟遵從了何種準則下的秩序、代價有多大。誠如《亂好》（A Perfect Mess）兩位作者亞伯拉罕森（Eric Abrahamson）與佛瑞曼（David Freedman）所言，「適度」混亂的人、制度和系統比高度有序的，更有效率、彈性與創意的情況也不少見。因此，人們應開放地看待生活和制度各層面的混亂，並思考哪些混亂可被接納。
＊作者為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榮譽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本文原刊新新聞1582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