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種說服的藝術，古代雅典式民主對「說服」就具有高標準要求。縱使今日傳播媒體與管道發達，遠勝於民主發軔時期的雅典，但類如打造雅典民主的伯里克里斯般理性說服卻愈來愈少。
觀察近代民主國家發展史，可體會到民主是一種說服的藝術，且以成功推動改革為最。但誠如古希臘歷史學家、思想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言，民主社會中永遠有煽動和集體非理性火苗存在的可能性，以至於要真正落實「談話與對話」（speeches and dialogues）對等的理性說服，顯得困難，遑論按照預定目標推動改革。相對的，迎合或慫恿集體非理性發酵，以達到政治目的的說服反而容易得多，近年已開發國家反既有體制的民粹主義崛起即為顯例。
深獲修昔底德推崇、打造出雅典式民主的伯里克里斯（Pericles），可謂是將說服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代表人物。他運用智慧與口才進行理性說服，並勾勒出其建議或策略被採行後，未來可達到何種成就的圖像，據以建立威信（authority）與獲得眾人追隨。
正因為認知到理性說服的重要性，伯里克里斯建立的雅典式民主便要求：所有城邦的重要決策，都必要經過密集的公開審議；策略必須清楚明確地宣告，不能隱晦與間接傳達；對於採取正確行動後的未來發展，要有先見之明，且須有能力說服其他人認同與樂見預期效益成真；公民大會和法庭辯論包括正反方申論，著重建構強力論述的能力。
由此可知，影響後世甚深的雅典式民主，對說服一事具有高道德及高水準的要求。若以較白話的方式來說，政府想順利推動政策或改革方案，就必須將「要做什麼」、「如何做」、「如何解釋要做什麼及如何做」3個要件做到位，才是能帶動民眾共鳴和追隨的說服。尤其是改革必傷及既得利益者，並付出消耗政治人物政治資本（特別是民意支持度）的代價。所以，執政者更需要不斷地與民眾溝通對話、維繫好早期與後期追隨者（early and later adopters）的信念與信賴，才能防止政治資本在改革過程中快速流失，並衍生信心危機。
可惜的是，縱使今日傳播媒體與管道發達，遠勝於民主發軔時期的雅典，使政府與民眾間「談話與對話」的進行極為便利與快速，卻也加深了複雜程度，導致猶如伯里克里斯般的理性說服愈來愈少。
當代執政者的「說服」多欠缺深度思辨的內涵與氣量，淪為釐清現有僵局的工具，抑或充斥反制政敵為目的的欺騙，自然也壯大了煽動和集體非理性的民主必然之惡，使「自發性」的民粹勢力遍地開花。此情此景，令人感嘆民主政治演變至今，究竟是趨向更壞的時代，還是更好的時代？
＊作者為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榮譽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本文原刊新新聞1579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