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場所的悲哀發展出台灣認同
這是蔣經國與李登輝政治治術共同的特色。蔣經國的「英明領導」與李登輝的「民主先生」，都是這種務實治術的成果。它的代價是台灣社會對轉型政治的和稀泥、保守勢力的盤根錯節，以及在威權體制下，被損害與被汙辱的人們在肉體與思想上沉寂無聲地死去。
但李登輝跟蔣經國有一個根本的差異，那就是台灣認同的本質性差異。蔣經國的「我也是台灣人」，是一種替國民黨外省菁英尋求安全下莊的和解可能；但李登輝非但沒有這種問題，而且還清楚表明，台灣認同來自於一種特殊的「台灣人的悲哀」（日文稱為「場所的悲哀」）。
這種悲哀源自於台灣獨特的地緣政治位置，以至於不斷成為不同強權間兼併的獵物。在不斷轉換的外來政權中，島民處於一種既非真正日本人，也非真正中國人，只好自稱為台灣人的認同根源。這就是蔣渭水拒絕殖民政府同化政策的「台灣人特殊之情事」。所以李登輝宣稱這種「場所的悲哀」不是他個人特有的情懷，而是一整個世代人共同的感受。
對這個集體受苦歷史根源的反省、宣講與實踐，在李登輝晚年成為他一種超越自我的宗教獻身（我是「不是我的我」）。隨著習政權對台灣越來越激烈的壓迫行為，這個台灣認同終於明確地上升到民族認同的位置，而李登輝則成為這個認同的象徵。新黨與中國政府對他最恨之入骨的地方，卻是許多台灣人把他當成精神領袖的理由。
新時代精神如何展現
二○一二年李登輝以九十歲高齡來中山大學演講，聽眾擔心老人家體力，請他坐著講，他堅定地拒絕：「站著講比較有精神。」就這樣全程站了兩個半小時，全場後生小子為之肅然，日式精神風格穿透了整個會場。這不禁讓人聯想到托克維爾的名言：「決定一個政權存亡的不是公共政策，而是政府的精神。」
李登輝日式菁英風格已經成為歷史典範，台灣場所的悲哀依舊存在，新的時代精神要以何種面貌出現呢？無法回應這個時代要求，總以理想要求他人，以現實寬待自己的人，即使位高權重或網路聲量高張，稍微拉長歷史來看，都不過是碌碌之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