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擔任參議員與總統時期，約翰．甘迺迪也在外交與國內事務上展現了類似的勇氣：一九六二年，當甘迺迪總統發現蘇俄在古巴興建攻擊型核彈基地時，並沒有馬上下令進行空襲，而是採取了外交手段，避免核子戰爭的慘劇發生。他在古巴飛彈危機時期「壓力下展現的優雅」（grace under pressure）和聰明的判斷讓美國與蘇俄的關係開展了新的一章，並且得以有機會展開禁止在大氣層、外太空與水下測試核武的第一次禁令條款協商。古巴飛彈危機結束的該年夏天，甘迺迪總統在演講中提及了和平：「我們不可對雙方的歧見視而不見，應將現下的注意力轉向共同利益，以及解決這些歧見的辦法。如果我們無法消除歧見，至少該讓這個世界成為更能包容多元的安全環境。說到底，我們最大的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家全活在這座小行星上。我們呼吸著相同的空氣，也一樣重視後代的未來。而且我們全都只是凡夫俗子。」
一九六三年，南方的城市因為民權支票遲遲未兌現而開始躁動不安，當地警方以消防水柱和警犬攻擊了非暴力的民權運動示威者，而甘迺迪總統選擇動用了整個聯邦政府的力量去支援欲消弭差別待遇的一方，因為這麼做才是正確的決定。甘迺迪總統動員了阿拉巴馬國民警衛隊，並於聯邦法院的命令下讓兩名黑人學生進入阿拉巴馬大學就讀。當晚他在電視上對全國人民表示：「我們面對的主要是道德難題，一個跟聖經一樣古老、跟美國憲法一樣直截了當的道德議題。問題的核心在於：不管我們是否會以同理心對待其他美國同胞，所有美國人是否有資格獲得平等的權力與機會。如果一名美國人只因為自己的皮膚顏色較深，便無法在公共餐廳吃午餐，無法送孩子去最好的公立學校就讀，無法投票支持代表他的公務員—簡而言之就是無法完整享有所有人都能追求的自由生活，那我們之中又有誰願意改變自己的膚色，站在他的立場呢？我們之中又有誰甘願承受消耗耐心又延宕拖沓的商議過程呢？」在同一場演講當中，甘迺迪總統宣布他將會啟動國會立法，將任何公共設施的歧視行為視為違法，而此法案後來則演變成「一九六四年民權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並於甘迺迪逝世後通過。
我父親投入鑽研歷史，理解勇氣是相當複雜的一回事，因此他也瞭解勇氣具備簡單的力量。他相信，藉由傳頌那些不顧代價、秉持原則行動之人的故事，便能幫助激勵未來的年輕世代跟隨他們樹立的典範。我們的國家需要認可領導才能，給予尊重，並要求領袖們展現這般才能。約翰．甘迺迪的一生和公職生涯激勵了全球數百萬人，並且應驗了前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克森（Andrew Jackson）的言論：「具備勇氣之人會贏得多數人的欽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