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院畢業前我面臨要做哪一科醫生的選擇。在我那個年代，內外科婦產科小兒科被叫做四大科，就是比較熱門、比較多人想從事的科。我那時選擇精神科有幾個原因：
第一，我在學生時曾經擔任過生命線志工，如果有人要自殺打電話來，我們就會接電話盡量想辦法了解他的問題，替他找尋資源看如何幫忙，安排進一步治療。在學生時期我常去生命線值班接電話，當時我就感覺人不僅只有肉體會生病，其實精神與心靈上也會有問題，家庭或社會、經濟的問題也會讓一個人想要放棄性命。
第二，我喜歡讀課外的書，所以社會、文化、哲學、文學、政治等各個主題我都很感興趣，且都有參與。我覺得精神科在醫學分類中不單純是學習用藥或開刀的自然生物科學，精神科會考量到病人在成長過程中所面對的挫折、打擊，或者家庭遇到什麼不利的因素，所以我認為精神科還包含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因此我對精神科較有興趣。
第三，因為我在學生時期從事服務工作，到山地做了服務原住民的工作後，對於「服務」最深的體驗就是「沒人要做的工作，你撿來做。」假使一個工作有很多人在爭取，其實就不缺你了。同樣的，沒人要去的地方，你去！大家都跑到都市，你就去偏遠地區。既然讀醫學，大家都往熱門科別跑，那麼社會上就不缺乏這些科的醫生。在我那個年代，精神科是少有人甚至沒有人要做，既然我有這種服務奉獻的想法，就來走這條別人比較不想走的路，照顧較不被照顧的患者。那個年代沒有全民健保，家庭中若有精神病人，不但病人本身無法工作，家中照顧的人也無法工作，加上病患若無醫療保險，需要長期負擔的醫療費用會讓家庭經濟無法維持，所以很多病患被家屬所放棄。
剛開始我到台北市立療養院擔任精神科醫生。其實那時我也很想回去高醫擔任住院醫師，但因為我在學生時代差點被退學，是學校的黑名單，所以我若想回學校服務，不論申請哪一科，教官都會出來阻擋。很多老師都跟我說，他們受到壓力，所以無法讓我回學校任職。
其實，不僅無法回去做醫師，畢業後將近10年的時間，連學生邀請我返校演講都會被阻擋而無法成行。在戒嚴未解除前，我都被學校教官封鎖，因為他們怕我會影響學生。
白天照顧病人，下班忙辦雜誌
當時在市立療養院有位在學運中認識的朋友楊庸一醫師，他是台大畢業的。在台大的時期，他和同為台大醫學院學生的王溢嘉，因為辦刊物而和台大法律系的洪三雄、陳玲玉變成常常在一起的朋友。當時楊庸一、王溢嘉、洪清森、洪三雄、陳玲玉、林嘉誠、周弘憲、卓垚龍等人是台大的學運份子，他們後來在台大發動中央民代全面改選，以及重要的民族主義論戰。其中統派的人有陳鼓應、王曉波，國民黨就是馬英九、馮滬祥，而台派就是這一群朋友。當時楊庸一已在台北市立療養院擔任住院醫生，所以邀我到市立療養院，另外還有一位鄭泰安，他也是台大畢業後來到市療工作，所以我在市立療養院擔任住院醫生期間還真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