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歷經了三十年政治與經濟的實驗。當美國與其他大國削弱了對工業巨頭之規模和實力的控制時，會發生什麼事？允許集中的私人權力不受限制的成長，並且放棄阻止大多數反競爭行為，又會產生什麼影響？
我認為，答案相當簡單。我們正在重現一個世紀之前，亦即第一個鍍金年代（Gilded Age）的經濟與政治，仍存在重演更多二十世紀標誌性錯誤的嚴重危險。那個時代的教訓讓我們知道，極端的經濟集中會導致嚴重的不平等與物質痛苦，助長人們支持民族主義與極端主義的領導政權。然而，我們似乎對上個世紀最大的教訓視而不見，並往同樣的道路走去。如果說我們從鍍金年代學到一件事，那就是：通往法西斯主義與獨裁政權的道路上，鋪滿了未能滿足一般大眾需求的經濟政策。
看看全球經濟，並且目睹集中寡占與壟斷企業的主導狀況，金融、媒體、航空、電信等產業的壟斷可說是最為明顯，也就是規模大的公司可以恣意對待顧客與競爭者。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最明顯的，莫過於科技平台的巨大力量，尤其像 Google、Facebook，以及亞馬遜（Amazon），它們對我們的生活有無比影響力。私人權力的集中帶來財富的再次集中，導致貧富差距更為擴大。
財富和權力的集中，促使選舉政治改變且日益激進。就如鍍金年代，心懷不滿且日漸衰落的中產階級，開始支持激進反企業與民族主義的候選人，這些候選人迎合了超越黨派的不滿情緒。全球重新燃起的經濟民族主義，把中產階級的式微歸咎於外籍勞工、外國產品與菁英階層的陰謀。人們普遍對大企業以及其對待顧客的方式感到憤怒，尤其是那些集中或壟斷的產業，像是保險、製藥、航空，以及其他麻木不仁的企業巨獸。許多人害怕 Google、亞馬遜，以及 Facebook，擔心它們不只能控制商業，還會控制政治、新聞，以及我們的隱私訊息。
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已然再次面臨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蘭迪斯（Louis Brandeis）所稱的「巨頭的詛咒」，正如他警告的，此為對民主本身的強烈威脅。當我們接受產業對選舉與立法的影響力比普通公民還大時，人們還能說什麼呢？當美國製藥界能把藥品價格提高數倍，是否自信政府不會出手干預？當中產階級對醫療保險、稅收、工作環境、住房，以及其他決定生活方式的政策沒有明顯的影響力，又會如何？
我們現在必須面對這些被忽視超過一世代的問題。極度的產業集中，是否確實能與公民間的大致平等、產業自由，或民主本身的前提相容？我們能否在一個壟斷企業主導的經濟中，創造廣大的財富與創業機會感？私人權力是否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而這些企業對政府與大家的生活產生過大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