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救人，也淑世，鄧惠文的心中有個「終極的美的價值」，那是一個幫助別人的典範，「就是我的阿嬤，」她說。是阿嬤開啟了這個亞馬遜家族（Amazons 亞馬遜人，宙斯所創造，以保衛人類為使命的女戰士族）的故事。
「我是在一個，都是女人的家庭裡長大的。」她告訴我。
「是阿嬤叫我要當醫生的。她說我將來長大可當醫生，或者當律師。為了這個問題，她考慮了很久。後來阿嬤告訴我，我的個性會想要去幫助別人，如果當律師，可能會遇到不想要幫他辯護的人，還是必須幫他辯護，我就會很痛苦。」
阿嬤從不施脂粉，一襲長衫，頭髮梳得滴光，在腦後盤成一個髻，永遠自我要求有一個長者的儀態，鄰里都很尊敬她。
威儀的阿嬤，是一個在人生的碎石瓦礫裡站起來的女人。
「二戰時，外公去日本進修，遇到戰亂失蹤了，那時候阿嬤帶著四個孩子，肚子裡還懷著我媽媽。」「她三十多歲失去丈夫，一個女人養大五個孩子。」
阿嬤聰慧又會讀書，是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畢業。在日本時代，這是臺灣女孩所能得到的最好教育。失去丈夫後，隔壁的醫生十分同情她的遭遇，招阿嬤參加「助產士訓練班」。於是，阿嬤成為一位助產士，巡迴於鄰里，幫助女人們度過生命的難關。
鄧惠文的媽媽是遺腹子，鄧惠文與妹妹在五歲時失去父親。我想，苦過的阿嬤一定是不忍女兒辛苦吧！於是，阿嬤扛起照顧鄧惠文與妹妹的責任，讓媽媽出門工作賺錢養家。「在我家，我媽媽扮演的是傳統爸爸的角色，阿嬤扮演的是家庭主婦的角色。」鄧惠文說。
雖然家中沒有「父權」，「但是，父權是無所不在的，我們是很辛苦地在這個父權社會翻滾著，感覺到整個社會都在歧視我們，要去面對人家看到我們就會說：『好可憐沒有爸爸』，這樣子長大的。」
她告訴我幾件事。
「小學的時候，家庭聯絡簿的第一頁是家長欄，我填的是母親的名字。有一天被一個同學看到了，他大聲嚷嚷，於是同學都來圍觀，大家七嘴八舌地對我說：『家長要和妳同姓，這不是家長……』」
「我念北一女的時候是資優生，同學會用非常關心、非常好意的語氣對我說：『沒想到單親家庭也可以有資優生喔。』」
孩子們長大辛苦，媽媽單槍匹馬地在社會上搏鬥，更加不容易。
「我媽媽是做鰻魚生意的，因為小偷會來偷魚苗，所以她常常晚上要去巡魚苗。有一次，她工作到非常晚，早上四、五點才回到家，可是我們這棟社區的停車場已經鎖起來了，她沒辦法把車停回家。後來，我媽就在管委會開會時提案，希望建立一個機制，讓晚歸的住戶也能停車。」
「管委會的人就說—一個家裡沒有老公的女人，還是不要半夜回家比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