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識有一家人，來自蘇丹，住在21樓，3個孩子，其中1個孩子和我孫子在同一個幼兒園。他們這家人兩年前才來到英國，在這裡社區裡人脈還不廣，畢竟兩年是很短的時間。他們跟我妻子和女兒都很熟，因為孩子一起上幼兒園。一直到現在我們都還沒有這家人的消息。住在21樓﹐我一開始就覺得他們沒有一點生還的機會，」穆施臺說。
23樓有一家3口也不幸喪生。那位母親帶着兩個女兒，逃不出去，只好在房內等救援。她的丈夫出差在埃及，她用手機在臉書上直播她等待救援的過程。她的親友們在臉書上眼睜睜地看着她和孩子無助地等待，看着濃煙從門縫裡進到她的屋裡。而救援一直未到。親友們只能在網上看着她在生命結束前一個小時內如何安慰孩子，叫她們別着急。直到她的手機沒電了，直播突然結束，大家再也沒有她的消息。
穆施臺多次提到Mohamed al-Haj Ali的名字。他是Grenfell大樓裡第一位被辨認出的死者。他是23歲的敘利亞難民。穆施臺深深為這位青年的悲慘遭遇感到悲傷。他自己也曾經是難民。32年前，穆施臺在巴基斯坦曾是活躍的工會份子和社會主義者，為了逃離迫害，他曾改名換姓。當他逃離巴基斯坦極權者Ziaul Haq，來英國尋求庇護之時，他成為巴基斯坦被通緝的政治犯。他永遠記得抵達英國這個「自由境地」的時刻：1981年6月12日晚上7時。
自Grenfell大火，穆施臺每天從他家公寓的後門望見燒黑了的大樓，樓上掉下來的燒焦了的建材，就在他門外。每天他都在想，這一切是如何的不公。
Grenfell大樓的許多居民，都屬於倫敦的低薪體力勞動階級。他們是清潔工、餐飲業勞工、醫院工作人員等等。他們之中許多人在富裕的Kensington北區販賣勞力。倫敦的“四海多元文化”對許多城市中產階級人士來說是為他們的消費者生活方式起着增加情趣的“調色”作用。而世界勞動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承擔低薪，忍受惡劣的﹐不安全的居住環境。Grenfell大火之前，我每回造訪Kensington，總是為了採訪那些飽受剝削的家庭看護移工。她們多來自菲律賓、印度，在此區富人的家裡忍受着非人的待遇。跨國商人、外交官、電影明星、知名模特兒。在這些富人家做工的移民，有些人連薪資都拿不到，也有些人遭受虐待。她們沒逃跑的原因是，移民法規限制家庭看護不能換僱主。自那時起﹐Kensington這個地方總是讓我想起富人對移工的剝削和奴役。
世界勞工，也就是沒有資本的人，當他們在尋求公義時，總會困難重重，遭受社會機製的阻礙。他們甚至可以好像從未存在過一樣的消失。Grenfell大樓裡的菲律賓移民就是如此。據菲律賓領事館的勞工事務代表Reydeluz Conferido表示，有關菲律賓籍死者的一切資訊，包括死者人數，警方都未能向菲律賓社區和領事館做任何交代。甚至菲律賓籍的生還者都不知道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