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1990年「野百合學運」領袖之一的范雲，當時是台大學生會長，如今是台大社會系副教授，在這次318運動中，時常來到立法院加入學生，10日傍晚學生全員撤出議場以後，范雲更於晚間7點多登上濟南路舞台，發表數分鐘的演說，內容充滿鼓勵、肯定，也包含一些反省，提醒大家在運動中要「看見勞動，也要看見性別、看見同志、看見原住民，看見不平等與權力關係」。演說結束，台下響起如雷響聲，高喊「謝謝老師」。
范雲11日在臉書貼出演說全文，並下標為「啟蒙是痛苦的，這場街頭的民主教育才剛開始」：
我們是一群來自全台灣，在大學與研究機構從事教育與學術的公民。在這場反服貿的運動中，我們期許自己能以所學的專業知識，貢獻於街頭的民主討論。在過去這二十多天中，「街頭的民主教室」進行了121堂課。當然，這還沒有包括五十幾個NGO夥伴們所自行規劃的關於性別、教育、環境、勞工、土地、人權等多元多樣的議題。
在這因反服貿運動而起的121堂課中：
我們談民主、憲政與抵抗權；
我們討論中國與兩岸關係以及跨海峽政商政商聯盟；
我們分析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對階級、移民與原住民等的影響；
我們也討論本土歷史、多元文化，與文化抵抗。
街頭需要的不只是知識與理論，街頭更需要身體的勇氣與智慧。我們既然選擇走上街頭，就必須有所準備。在這個民主教室，也進行了十場非暴力抗爭，透過這些訓練，我們必須訓練我們的身體與心志，在面對國家或干擾者的不確定威脅時，能以和平的方式共同抵抗。
這個運動的五十萬人，讓我們體會到公民社會力量的強大。但，同樣在這個運動中，我們看到了台灣社會在公共討論上的不足。既然政府不作，媒體也不提供，於是，我們自己以審議民主的方式，在街頭進行了十一天的公民討論，最後並由一、兩千位公民以一整天的接力討論，提出了關於兩岸監督機制的「人民議會意見書」。此外，我們也嘗試以開放空間等各種討論形式，讓在場的朋友們自行組織議題的討論與提出可能解方。
當然，對這整場空前龐大的運動來，以上的努力，其實非常渺小。我們不敢、也不能宣稱我們有辦法了解，更遑論解決，這個運動所面對的許許多多外在的，以及內部的課題。
昨天晚上，我收到一封陌生的來信，信中有一段這麼說：
「這次學運帶給我極大震撼，不只是事件本身，更多在於思考的方式、切入點和深度，我本來以為自己是一個勇於獨立思考、有批判精神的人，但是在十幾場民主講堂中聽見許多從沒接觸過、從沒想過的事，也發現自己依舊把自己束縛在安全的社會角落裡。啓蒙是痛苦的，但仍然感謝這場學運給我的啓蒙，讓我看見另一個層面的社會和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