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前一封給我的信裡提到，他總和我處在一種似遠似近的關係裡。當宗暉決定論文談蘭嶼書寫時，我坦誠告訴他，他的研究精神與文字能力都很出色，但如果要比其他只讀文獻的研究生寫出更深刻一些的論文，可能唯一的辦法就是「常去蘭嶼」。許多討論蘭嶼的論文有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對蘭嶼幾乎都只有觀光客的體驗（甚至沒有），重點都擺在文獻解讀。可文學研究不就是文獻解讀嗎？這話似是實非。文字閱讀一個「地方」會和實際感受相差有多大？或許所有讀過波特萊爾詩句和去長住過巴黎的人會心有戚戚，文字只能片斷地描述一個世界（當然，人的體驗也是），而且活在文字裡的「地方」，往往是多個時間作品揉合下的結果，那是一種「超時空」的匯集。相對之下，人的體驗只存在於一時一地，有些是文字難以言喻的。當體驗與文字閱讀兩個軸線交錯在一起的時候，會有光照亮（lighten），而出現讓你的文字與眾不同的啟發（enlightening）。
宗暉自己再去了蘭嶼，而且不只一次，有時甚至長住了下來。他到咖希部灣（Kasiboan）加入了「野銀阿文」的團隊。阿文是個傳奇人物，他原本在臺灣當印刷工人，回到蘭嶼後做過不少工作，最後成為雜貨店老闆和咖希部灣（達悟語堆垃圾的地方）的負責人。他想藉由將遊客留下的寶特瓶垃圾做成一個景點，從而喚起遊客的「垃圾責任」。
宗暉協助阿文蓋「寶特瓶屋」，住在阿文的義工小屋裡，他參與成立了「說蘭嶼環境教育協會」，概念源自於蘭嶼的涼台，就是一個「說故事的場域」。宗暉的論文寫了一個很動人的「研究動機」，這和他的論文部分內容演化成協會的宗旨與任務，阿文家門口的涼台，就是他們的辦公室，而沒有志工合宿的時間，宗暉則自在地坐在涼台看他的海，寫他的筆記。一回他在給我的信裡寫道：「總覺得，在蘭嶼的行動，就是碩論的延伸。」
看到這句話時我想，宗暉的碩論和他的寫作，至少在這個階段都「真」了。
後來，我又輾轉從宗暉的文章和信裡知道，長年以來，他深受各種疾病的困擾，比方說不明原因的低血色素貧血。在出版社寄來的書稿裡，他的自序把自己名字中象徵光線的暉，換了位置成為「暈」。這也讓我想起他在信裡提到的，我們兩人的共同記憶。他提到大四那年我開設的「原住民文學」帶他們到蘭嶼，我和他站在海岬邊時，問他說：「你不覺得站在這裡就會很想跳下去嗎？」後來他才知道，那裡是夏曼．藍波安下海的必經路徑。那條路徑後來也成為他的論文，他的寫作的重要隱喻。因為看著世界時的暈眩感，於是有了一躍而下的欲望與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