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死刑定讞幾乎是3天就會被槍決，蘇建和在僅有1坪大的牢房與2–3名獄友擠成一團、天天活在可能被槍決的恐懼裡。他曾替46個死刑犯獄友送行、其中至少3件他確定是冤案，也看著許多冤案受刑人發瘋、幻聽、嘗試自殺又被救回，生不如死。
甚至，有媒體在完全沒採訪的情況下刊出所謂「獨家專訪」，那些報導寫得繪聲繪影，家人背負「殺人犯家屬」陰影、弟弟遭同學嘲笑，蘇建和則在疊滿水泥、鐵柱而無法伸手出鐵窗的牢房裡怨天怨地怨警察，不敢想像什麼「未來」。
一片絕望之中唯一的希望，是四處奔走要替兒子平反、甚至聲援江國慶與盧正冤案的父親：「我爸為了救我積勞成疾，他本來不會那麼短命的，他做自助餐凌晨兩點備菜、收店下午去陳情，有時候半夜才回去，接著又要備菜……」
蘇建和說，父親不只每周都會去看他、聽他抱怨警察抱怨司法不公，父親也印文宣紙本跑遍各校法律系、一切人權團體陳情，奔波數年才終於找到1984年成立的台灣人權促進會（台權會）──那時辦公室只有3個工作人員，父親雖然困惑「怎麼這麼小」還是陳情，沒想到對方一看就直說蘇建和的案件疑點太多、就受理了。「原來重點不是人多或人少，是他們有沒有心去做一件事。」蘇建和記得父親當時這麼說。
遵從先父遺願投身公益與司法改革：如果踢到一顆大石頭跌倒，我願意把石頭搬到旁邊去、避免下一個人再受傷
2003年1月13日，蘇建和首度等到遲來的「無罪」、暫時恢復自由之身，然而他早已脫離社會12年，要「回去」並不容易。蘇建和說，19歲那時家裡還是大同黑白款、出來以後卻變成108個頻道、他連遙控器都不會用，熱水器也多了安全開關、他一開始連洗澡怎麼開熱水都不會，這些都還算小事──更困擾的是因為牢獄生活暴瘦如骷髏、走在路上都會被警察懷疑吸毒，也因為自己實在太「有名」，連在社區生活都有困難。
「人家看你好像不同世界的人，我們那社區的人都知道我，我好像有刺一樣、人看到會盡量彈開，坐火車的時候報紙還是很常報我的案子，有遇到兩三次乘客的異樣眼光，那時候有車掌很好心，他會說，不然你去車掌室、坐到台北車站……」承受異樣眼光的當然不只蘇建和，他後來才知道自己被抓去關時，就讀國中的弟弟因為名字也叫「蘇建X」，常被看到命案報導的同學問「是不是你哥」、被嘲笑、弄到一度患上憂鬱症。
雖然「有名」也給了蘇建和一些重生的機會，本案超過400名的救援團體志工裡有成員是大企業老闆、至少兩家大公司要給蘇建和工作機會，蘇建和婉拒了。在連電腦都不會用的情況下，蘇建和挑選一條最艱辛的道路、選擇到人權團體當志工又轉正職，為的是父親的遺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