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科技偵查是有立法需求，但看是要立在《刑事訴訟法》、或像這次的《科技偵查法》的專法，或納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通保法）都可以，但科技有很多種，從低階的拍照錄影、熱顯像儀，到最高階的植入木馬程式，這次立法想把所有科技設備都包進來，就要看怎麼做才能比較完整。他強調，這種不同科技程度的「層級化的保留」要能清楚介定，他並提醒，從名稱就該改成科技偵察及「保障」法。
林達表示，科技偵查以外，是否還能建立一個對隱私權的完整分級體系，從最粗略的個人所在位置，到個人的言論，甚至心底思想（如植入木馬看到對話記錄）等分級，對侵害愈高的愈要嚴密保留，做出一定的法官保留空間。以及，與其用物理性的「隱私空間」，或應該採取「合理隱私期待」為標準，對執法者介定愈清楚愈好；另外，還要保留一定緊急處分空間，如在找被害人時，若要等拿令狀，會來不及救出受害人等，這些細節都可納入考量。
藍委：可通過《通保法》修正來因應新科技偵防手段
李貴敏則認為，雖然法務部稱立法本意在於面對新環境，執法機關必須有相對應科技手段偵辦案件，更有第一線同仁執勤的實際需求。但凝聚社會共識過程中，要格外留意法案條文、用語、規範行為是否適當，是否會引發爭議；不能一切本位思考，好像什麼偵防手段有效，就把它入法授權。
李指出，這次的草案居然規定，對與案件無關的人，竟可用「實施調查時，受調查對象或標的以外之人或物，將無可避免地涵蓋於調查內容，亦得為之」，等於無限擴充監聽監控範圍，實在匪夷所思，難道刑求很有效，就還能容許刑求發生？
李貴敏也提到，許多學者專家已紛紛表示，科技偵防手段的突破及鬆綁，與其另立新法，不如透過包括《通保法》、《刑事訴訟法》的修正爲之。重要的是，確保以「科技」偵防時，必須在尊重隱私及人民集會結社等基本人權前提下，堅守「法官保留」原則。許多退休法官團體更早已提醒，政府部門應盡速完善證據法則，才是當前迫切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