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問題不是法院能不能或該不該解決所有問題（問題本身就沒意義），而是法院一旦碰到問題如何去解決。法律上有一個很有名的格言：「有損害，斯有救濟」 （Ubi Jus lbi Remedium）。法律功用在於提供對損害的救濟。可是，保守派的法律人士好像是認爲即使有損害，也不一定能有法律救濟的途徑。這不過是保守法官本身先入爲主的政治與法律價值的（最小的政府）投射，不可能是中立的判斷。尤其要知道所謂 「不作爲」， 不是這些保守法官要你相信的司法收斂或謙虛，「不作為」在這種場合甚至不是「消極的作爲」， 而是積極的維護既存現狀的作為。
法官應該嚴格遵守法律的文字規定是無意義的空想
對錯暂且不論，「嚴格遵守法律文字」也不是巴雷特的什麽原始創見，而是老到掉牙的陳年老調。之前，新任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高舍曲（Gorsuch）早就擺出智者的姿態說：憲法解釋必須遵照立憲時的「原意」，嚴格遵守文義，不要考慮法律的實效，因爲不能由美國最高法院九個法官告訴美國人如何生活，最多只能由修憲程序使憲法變得更好。
問題是：法律文字不是有如自然界太陽月亮之類的客觀實體，沒有什麽確定客觀的意思可以「發現」。法律的意思，是我們基於自己的觀念，價值，知識，甚至偏見，解釋和理解的結果。如果兩個人的解釋雷同，那只不過是我們相同的社會化及教育成長過程，共同群體的意識和文化，給了我們類似的價值和觀點，使我們形成一個解釋社群，做出相同的法律解釋，不是法律有什麽「固有的定義」。例如，我們對文字共同的了解，使我們不會認為：「殺人者死」的意思是殺狗者死。可是，胚胎（至少是早期）是「人」嗎？法律沒有明說，憲法更是諱莫如深。面對這種模糊地帶，法院又不能不解决问题。于是參照社會對婦女權利地位已經改觀的事實，認為墮胎是婦女結合隱私權，人格權，自主權的一種個人的權利選擇，并沒有違反什麽法律的原意，反而是法律觀念與時俱進的表現。
巴雷特之類的保守人士認為：適用法律之人就像任何讀者，首先閲讀章句（法律）文字，然後選擇解釋方法（有人甚至主張無從選擇，例如「文義爲先」是爲「定律」），最後取得作品「客觀的意思」（確定文義，或原意）。但是，這是事實上不存在的程序，純屬理論的建構。正是解釋社群，而不是章句或讀者，製造「文字」的意義，解讀之前已先有解釋的取向，並決定解讀的模樣，而不是通常認爲的相反現象。
助長不妥協的西敏寺式民主
我們談到民主，常常在心里浮現的是源自英國實踐的所謂西敏寺（Westminster)多數決議會民主：少數服從多數，贏者全包，少數等待機會變成多數。很多人也認為：在這種多數決的安排之下，兩黨政治是民主政治最佳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