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同樣長年被兩岸和兩韓所忽視的，是二戰期間的台灣與朝鮮都有大量知識份子和民眾支持日本，甚至參加日軍投入所謂「大東亞聖戰」。戰後的台灣、大陸、南韓以北韓都以抗日歷史為戰後國族主義的建構核心，「親日派」的故事輕則遭到漠視，重則被扣上「漢奸」或者「親日反民族罪」的帽子。然而回顧台灣和朝鮮的殖民歷史，「親日」與「抗日」兩個概念真的又那麼容易區分嗎？
從積極抗日到消極抗日
無論是台灣人還是朝鮮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民族自尊，所以在日本殖民初期都發起過武裝抗爭。台灣的乙未抗日打得轟轟烈烈，朝鮮人的義兵運動則毫不遜色，然而這兩股武裝反抗運動最後都因為抵擋不了日軍的現代化武器而失敗。台灣漢人的武裝抗日鬥爭，伴隨著1915年「焦吧哖事件」的失敗宣告落幕，而朝鮮本土的武裝抗日份子，則被迫在1919年的「三一運動」後流亡中國東北。
幸運的是，當時日本正值「大正民主時代」，所以武裝抗日雖然不行，但還可以有非武裝抗日。所謂的非武裝抗日，當然不是指台灣人跟朝鮮人被賦予了合法推動「回歸祖國」或「獨立運動」的權力。不過台灣跟朝鮮的社會精英，還是能夠在大正天皇允許的框架內，追求提升台灣人和朝鮮人的參政權，或者推廣中華以及朝鮮傳統文化。
所以自20年代開始，除少數流亡海外繼續抗日者外，留在台灣還有朝鮮本土的「抗日派」都轉為「自治派」，希望能以設置「台灣議會」以及「朝鮮議會」的方式來削弱台灣總督府和朝鮮總督府的權力。傳統文化推廣方面，台灣有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與李應章等人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朝鮮也有宋鎮禹、金性洙創辦的《東亞日報》和趙鎮泰、宋秉畯的《朝鮮日報》。
日據時代推廣韓文教育的崔鉉培，在南韓享有的地位絲毫不下於台灣的兩大文豪賴和與楊逵。可見發生在台灣的事情，都會如法炮製的發生在朝鮮，兩個地方的歷史是何等緊密？不過看在日本人眼中，朝鮮終究是整個民族都被納入日本的統治之下，台灣人卻還有一個「可以回歸的祖國」，即中華民國存在。所以對待兩地的非武裝抗日，日本人採取的手段也有不同。
面對台灣的議會設置運動和文化運動，台灣總督府始終懷疑背後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支持，所以一直採取嚴加防範的態度。比如1923年12月16日，就有41名參與議會設置運動的台灣知識份子被逮捕，原因是因為他們的集會違反了《治安警察法》。除了被正式起訴的18人外，總計有99人遭到此事牽連，其中蔣渭水與蔡培火兩位「主謀」還被判了四個月的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