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的連帶關係由鬆散並存，進入密切共生的全球化疫病時代，我們何時該跨出主權邊界以共同合作？關注哪些衛生問題？以何種理念與方式進行防疫？在此全球化時代，表面上看似有一套普世皆然的價值與架構。但實際上，我們既希望世界是平的，亦希望保有國家主權與特性。這中間的矛盾衝突，是人類必須慎重應對的挑戰。
這也正是為何當川普揚言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美國媒體和輿論一片批評之聲，認為此舉將嚴重傷害全球衛生，且不利於美國自身，卻反而有助於中國趁隙崛起。至於川普呼籲其他國家加入他的反世衛陣營，舉足輕重的先進國家領袖皆不認同。美國主要媒體亦紛紛表示，世衛需要改革，但不能放棄。
譚德賽與世衛的兩種發展模式
自COVID-19疫情之初，世衛總幹事譚德賽在華人世界似乎突然人盡皆知。不論對其評價如何，認識譚德賽的基本背景，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世衛與美國的張力衝突，以及判斷世衛等國際組織的未來局勢。
譚德賽是世界衛生組織史上第一位非洲籍總幹事，來自東非的衣索比亞，這是非洲人口次多的大國，也是非洲唯一未曾被歐洲正式殖民的國家，但仍脫離不了歐洲、美國、蘇聯的政治與經濟影響。甚至，歐美諸國在非洲的掠奪性墾殖，不僅影響非洲內戰，也造成非洲大陸農業生產的問題，導致一九八○年代的衣索比亞大饑荒，引發全球援助進入，當時亦有臺灣團體參與援助。一九八五年，舉世傳唱的〈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就是在此背景下創作出來的援非慈善歌曲，由美國歌星群聯合演唱。那一年，臺灣的歌星們也高唱中文的援非歌曲〈明天會更好〉。衣索比亞的災難讓世人反省，歐美殖民者在非洲大量墾殖、廣種經濟作物，不僅造成非洲生態環境嚴重惡化，糧食作物缺乏，甚至讓瘧疾成為非洲夢魘。
瘧疾是非洲最嚴重的流行病，導致非洲人口（尤其是孩童）的高死亡率、低生產率，醫療負擔也讓非洲的貧困雪上加霜。譚德賽曾任衣索比亞的衛生部長，是留學英國的社區健康專家，瘧疾正是他長年投入的重要公衛議題。如同諸多的非洲本地專家一樣，譚德賽也是強調基礎衛生與社區健康的永續性。這樣的立場，和歐美先進國家、比爾．蓋茲的大型基金會等以科技導向為解決疫病醫療問題的理念有所歧異。而兩種模式的差異，一直是衛生治理中的常見模式擺盪，世界衛生組織自不例外。
二○一七年，世界衛生組織出現明顯轉變。二○一六至二○一七年間的總幹事選舉過程中，世衛的選舉辦法出現較為民主、透明的改革，總幹事候選人改為所有會員國代表皆可提名，所有候選人公平競選，歐美等主要國家的掌控權較以往明顯減弱。於是，在一國一票的狀況下，譚德賽從最初六名候選人中、歷經三輪投票脫穎而出，獲得所有非洲會員國代表和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支持，以超高票數當選總幹事，成為第一位非洲籍的世衛領導者。
非洲的處境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較為接近，一九七八年阿拉木圖會議宣揚的中國基礎衛生模式，也較為符合發展中國家的衛生促進理念。世界衛生組織向來深受國際政治競合的影響，總幹事必然亦有其偏好的政策理念，在此情況下，今日的紛紛擾擾，除了政治角力與意識形態的差異外，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所需的衛生模式傾向，也是形塑陣營之間歧見的重要因素。
總而言之，世界衛生組織並非長於真空，其發展一直伴隨著世界各國的政治角力。世衛歷史中的政治權力、經濟實力、專業治理與發展理念的互動消長，是時代流轉中交錯浮現的新舊議題。
當前的全球化更加突顯傳染病的跨國與流動性質，這使得國際之間的共識與合作更形必要，世界衛生組織自許也被期待主導全球衛生的論述和政策建議。然而，在新的時代政治架構下，世衛等國際機構能否合宜如實地提出超越國界的全球衛生治理指引，以及世界各國如何看待國家利益與國際合作，在在攸關我們對於普世價值、人類共識與政治協商的體悟和抉擇。
＊作者為人類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新著《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