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衛生治理，依然受限於主權國家的界線與政治合作意願。
全球衛生與新興傳染病
隨著全球化趨勢加深與擴張，新興傳染病流行加上組織危機，世界衛生組織於一九九八年左右以「全球衛生」取代先前的「國際衛生」，針對舊目標提出新論述或新做法，再度關注成立之初即重視的傳染病防治，如瘧疾、肺結核等，以及疫苗防疫，更將焦點放在新興傳染病。
愛滋便是全球化時代最早受到世人矚目的新興傳染病。二○○○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宣稱愛滋是美國國家安全問題，將跨國傳染病的問題提升至威脅美國的政治位階，這樣由總統公開界定疾病的做法，史無前例。同一年，《紐約時報》大幅報導中國河南省不當的血漿經濟（賣血），導致愛滋病毒快速蔓延。
繼愛滋之後，二○○三年SARS疫情突然從中國廣東省爆發。此外，國際醫療專家也擔憂禽流感可能引發全球大流行。陸續出現的新興傳染病，讓世衛超越國家的國際組織價值與領導角色，再度受到世人重視。
五年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為因應日益頻繁與危急的人畜互通傳染病，於二○○八年提出「健康一體」的論述，之後調整口號為「世界一體、健康一體」，倡議要整合人類、動物與環境的健康關注和生物醫學的科學知識。
「健康一體」的宣示立即獲得廣大迴響，諸多倡議文章與組織公告皆稱許這是重大的衛生典範變遷，國際組織紛紛投入此一志業，以「健康一體」、「世界一體」或「醫藥一體」（One Medicine）等不同組合為名的團體與計畫目標，如雨後春筍般，在歐美主導的人、獸醫療界與全球衛生領域中興起。
只是，國際學界對世衛的影響力，不盡樂觀。例如，國際政治學者史密斯（Frank Smith）二○○九年以SARS爆發期間的中國為例，分析中國政府對於防疫態度的改變，並非受到世衛的影響，而是源於其國內的社會壓力。以此質疑世衛最多扮演傳遞與整合訊息的功能。也就是說，所謂的全球衛生治理，依然受限於主權國家的界線與政治合作意願。
從以上簡要回顧的歷史來看，自國際衛生的時代起，不同組織與國家之間的競合、策略與主導等問題，一直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最大挑戰。每一波新興疫病的出現，都可能再次揭示疫病影響下全球權力、經濟與文化論述的較勁，以及對於國際組織主導權的競爭和正當性爭議。
世界衛生組織成立至今，從國際衛生到全球衛生的口號與實作，不論是新瓶裝舊酒，還是舊瓶裝新酒，世界各國是合作還是競爭，在時代的流轉中，傳染病是始終不變的核心挑戰，一再突顯世衛的角色意義與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