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清朝自一九○五年清末新政以後，開始企圖把大清帝國解釋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繼承清朝的中華民國也企圖繼承清朝外交部門最後這段時間的權利訴求，因此對英國人這方面的要求採取不予承認的態度。之所以採取不予承認的態度，就是因為它希望採取改變現狀的措施，改變現狀則意味著對西南邊疆的各封建領主、土司之類的採取改土歸流的政策。像趙爾豐把川軍派到西藏，就是這一措施的具體體現，意圖就是在武力威脅之下，強迫西藏的僧侶和封建領主承認他們跟大清皇帝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從屬性的關係，因此西藏的外交和領土都應該由大清帝國代管。但是這些措施導致達賴喇嘛的出逃，使西藏問題更加難以解決。辛亥革命以後，川軍瓦解，四川宣布獨立，川軍急於回四川參加革命，結果導致了駐西藏的川軍完全瓦解，殘餘的川軍經過英屬印度，從海道回國，而達賴喇嘛又從他在印度的避難所回到西藏。
之後，達賴喇嘛跟中華民國的關係就很像是甲午戰爭以後清朝跟日本的關係一樣：清朝原本堅持封建主義的國際體系，但被日本人打敗後，就開始效法日本，把內部的封建結構改組為近代民族國家，具體就是體現在對西藏和內亞其他各邦加強權力；西藏也是這樣的，西藏最初跟清朝和英印帝國發生關係的時候，也是非常堅持自己那種中世紀的封建體系，不願意接受近代民族國家的關係，但是自從被趙爾豐的川軍打敗後，他們才承認，原本那種封建體系過於鬆散，抵抗不了清朝方面的壓力，於是達賴回國以後，就開始在西藏採取類似日本的明治維新和清朝的清末改良主義運動的類似措施。這些措施有一個基本特點，就是企圖把封建主義重新解釋為民族國家，通過加強中央集權的方式削弱封建領主的權力。
但是達賴在這方面的改革其實是不徹底的。一直到一九五二年，西藏都只有幾千名軍隊，遠遠沒有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建立的強大海陸軍體系，也不及清末新政後袁世凱建立的北洋軍那麼強大，這是西藏在一九五二年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談判時，處於極端不利地位的一個根本原因。西藏缺乏一支強大的現代化軍隊作為自己的談判籌碼。儘管英國人要求各方，不要單方面改變現狀，但實際上他們並不打算深入干涉西藏的局勢。也就是說，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兵進駐西藏的時候，它不能指望英國人的軍事援助，也不能指望大英帝國的繼承者—印度的軍事援助。這就是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能夠對歷史上的西藏的大部分地區實施有效控制、而且聲稱自己是西藏主權的唯一合法繼承人的根本原因。而印度的外交部門為了換取中國對錫金問題的承認，實際上是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只是根據民主國家保護政治流亡者的公約，允許西藏流亡者在印度獲得安全保障。但是這並不表明印度支持西藏流亡者，或承認「西藏是一個被占領的主權國家，要求中國退出西藏」的訴求。這種訴求會使印度捲入把西藏從中國占領之下分割出來的軍事義務，而這個義務是印度目前不願意承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