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規劃的另一重意義在於，中國的壓力劇增，官方稱之為「我國發展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
相比過去五年，未來五年中國面臨的變量和風險都更多、更大，「十四五」規劃中可能制定更低、更模糊的增長目標。受新冠疫情影響，今年中國兩會時就首次未提出年度增長目標。「十四五」規劃依然面臨後疫情時代的諸多變量，因此可能延續這種策略。
中國經濟雖然經歷了市場化改革，但政府依然掌控著土地、財政預算等資源，可對經濟施加的影響巨大，比如「十三五」規劃提出25個可量化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包括新增建設用地規模、地表水劣V類水體比例、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等。這些指標將對從省市縣各級政府有指導意義，而其中GDP增速目標為重中之重。
如果未來五年GDP增速目標制定過高，各省可能會比照「十四五」規劃制定自身更高的發展目標，這會刺激地方政府繼續推高債務，加重過剩產能，使整個系統風險不減反增。
雙循環：應對中美衝突的戰略調整
今年7、8月間，「十四五」規劃逐步成形的同時，中國高管在各種場合頻密提及「雙循環」，即「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外界普遍認為，即將結束的中國「十三五」規劃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可以推測「十四五」的主線將是「雙循環」。
這一說法剛提出時，從媒體到輿論，多以「內循環」來概括。繼而也有很多討論認為，這是中國應對外部壓力「閉關鎖國」之舉，回到「自力更生」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財政學者賈康則撰文批評，將其解釋為以後要自力更生是「極端化認識」，「帶有明顯偏差的理解」，其實是通過發揮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地聯通，內外需相互促進，綜合發力。
此後中國輿論中「內循環」的提法漸漸淡出，被官方的「雙循環」統一。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大背景是中國幾乎跌入冰點的地緣政治環境——科技上，美國採取極致手段打壓華為，強迫Tik Tok退出美國，擴容高科技制裁名單，限制中國學者和留學生；外交上，中美互相關閉領事館，互相驅逐記者；中國周邊，與印度邊境再起衝突；美國宣佈中國在南海有爭議領土的主權「非法」，澳大利亞緊隨其後。
在此背景下，陸修泉認為，北京可能會以減少對美國的潛在依賴為目標。 「不幸的是，雙邊關係並不樂觀，貿易戰仍未解決，科技戰迫在眉睫，美國將疫情歸咎於中國，而特朗普連任可能表明未來的日子會更加艱難。 因此，中國可能會宣佈一些新的科技投資、支持企業、經濟刺激等措施，同時實施足夠的市場開放措施來阻止美國進一步脫鉤。 拜登當選對北京來說可能會更容易些，但中國在規劃中可能會為最糟糕的情況做凖備，然後在必要時進行調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