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佳珍〈解析最紅日劇《半澤直樹》現象〉，《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157 期（Oct 2013）
出言不遜、頂撞上司；挑戰巨大僵化的體制，秉持以牙還牙，加倍奉還的復仇人生態度，有時候還不擇手段；這與傳統日本公司員工，尤其是那些在大企業底下，遵循學長學弟體制的員工截然相反，故當直樹在教訓長官時，為觀眾實現了「我們想做想說，卻礙於現實不敢做、不敢說的內心憤怒，進而得到了發洩與認同的快感。」
—部落格RainReader's Memory 論《半澤直樹》第一部：「從十倍返」到「見逃」的必然限制
這些評論的共同點在於強調節目反映真實與心理補償作用，這其實蠻矛盾的。《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也做過調查，現實世界裡大約有七成左右的上班族不敢或從未頂撞過上司，所以節目所產生的認同與發洩效果，是出自於一種在現實世界因為某些原則和因素不太可能實現的願望。這樣的補償與發洩作用如何能有任何覺醒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通常拿來當作補償的東西，與其說代表真實的願望，倒不如說只是願望的替代或轉移，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說這個電視劇和現實無關，只是讓觀眾得到逃離現實的快感。後續我會從其他角度來談這個問題所牽涉到的意識形態矛盾。
很顯然的，也有些「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評論者擔心，半澤直樹現象強化負面的復仇情緒，所以訴諸智慧之語要我們放下。例如，部落格《虎岡的異想世界》在一篇〈很不健康的「半澤直樹」〉的網誌裡，指出類似半澤這樣的復仇者形象強化負面情緒，冤冤相報。版主還引述聖嚴法師：「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這樣道德化的評論自然不太可能帶出什麼正義的思考，我們就不多做討論。除此之外，也有不少新聞事件報導與廣告搭上電視劇熱潮，大量引用「加倍奉還」一詞，也算是對於電視劇本身另類的「加倍奉還」的回饋，助長了「半澤現象」的擴散。
也許有人會認為，「加倍奉還」透過媒體流通（或流竄）到各個不同的公共領域，充其量不過只是一種後現代式無意義、無深度的大量複製，或如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稱的「擬像」（simulation），像病毒般無限度的擴散與傳染。但我認為不需要過度悲觀或犬儒地看待「半澤現象」或「加倍奉還」的複製與增長，因而無形中落入簡化的因果論或決定律，忽略複雜的社會、文化與心理因素。我們不妨把「加倍奉還」看作一種意識形態場域的主宰能指（master signifier）。這樣的能指是「空白」的，不是毫無意義的那種空白，而是應用在不同的脈絡，衍生出不同的意義。「加倍奉還」做為一種主宰能指塑造與導引閱聽大眾的慾望、快感與現實的認知，其意識形態的效用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
先前我提到一些評論認為《半澤直樹》發揮了心理補償作用，大意是說，劇中主角半澤直樹代替觀眾實現他們在現實世界想做、但沒有做或不敢做的事，這樣的詮釋還不夠精準，必須補充一些觀念。從精神分析、意識形態分析的角度來說，當我們以為劇中角色代替自己採取什麼行動、完成什麼目標時，我們事實上是把某種存在的被動性轉移到他者（theOther）身上，藉此來保有「我們是主動的觀眾」、「我們關心公平正義」這樣的意識形態幻想。半澤直樹不是我們認同的、想要成為的對象（ideal ego）；節目真正替我們實踐的，其實是我們並不想真正自己面對的，而同時還讓我們想像著，節目實踐了我們期待實現的社會正義與公理的願望，得以和自身的被動性保持距離。
＊作者為師大英語系教授，「哲學星期五」成員之一。本文為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文化研究論壇發言稿修改而成（論壇由邱彥彬主持、陳國偉與涂銘宏與談），選自作者新作《跨界思考》（南方家園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