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唐納．川普在二○一六年十一月當選總統，我不會寫這本書。跟許多美國人一樣，我對此結果感到驚訝，也為那對美國和全世界的意涵深感不安。那是同年第二場結果令人意外的重大選舉。第一場是英國在六月投票脫離歐盟。
過去一、二十年，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現代政治制度的發展：國家、法治、民主可問責性最初如何成形、如何演化和交互作用，以及最後可能如何衰敗。早在川普勝選之前，我就寫到美國的制度正在衰敗，國家正逐漸被強大的利益團體盤據，鎖進一個死板的架構而無法自我革新。
川普本身既是衰敗的產物，也是衰敗的貢獻者。他競選時承諾：身為政治圈外人，他會靠人民的授權搖撼制度，讓制度重新運作。美國人厭倦了黨派的僵局，渴望一個能再次團結全國的強大領袖，突破我所稱的否決體制（vetocracy）—即利益團體可以阻擋集體的行動。正是這一類民粹主義的高漲在一九三二年將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送進白宮，並重新塑造接下來兩個世代的美國政治。
川普的問題是雙重的，和政策及性格都有關係。對於支持他的選民來說，他的經濟民族主義可能會使事情變得更糟而非更好，而他鍾愛獨裁強人勝過民主同盟的明顯偏好，也有破壞國際秩序穩定之虞。至於性格，很難想像有誰比他更不適合當美國總統。你想得到所有和優秀領導力有關的特質—基本的誠實、可靠、穩健的判斷、為公共利益奉獻、根本的道德感—他一個都沒有。川普終其事業生涯的首要焦點都是自我行銷，而他非常樂意無所不用其極地規避阻礙他的人或規範。
川普代表國際政治上一個更廣泛的趨勢：趨向所謂的民粹民族主義。民粹領導人企圖利用民主選舉授予的正當性來鞏固權力。他們直接對「人民」施展群眾魅力，而他們的「人民」常限定於狹隘的族群，排除其他為數眾多的人口。他們不喜歡制度、企圖破壞現代自由民主國家限制領導者個人權力的制衡：法院、立法機關、獨立媒體、不分黨派的官僚。其他可歸於此類的當代領導人包括俄羅斯的普丁（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ğan）、匈牙利的奧班（Viktor Orbán）、波蘭的卡欽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菲律賓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
始於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全球民主浪潮，已步入我的同事賴瑞．戴蒙所謂的全球性衰退。一九七○年時，世界只有大約三十五個選舉民主制政體，接下來三十年，數字節節上升，到二○○○年代初期達到將近一百二十個。增加最快的是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東歐共產主義和前蘇聯的垮台，立刻在那個區域掀起一波民主浪潮。但自二○○○年代中期以來，趨勢已然逆轉，民主政體總數開始減少。在此同時，以中國為首的獨裁國家則更有自信，也更跋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