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莫迪又修改憲法，推動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 ）新制，這種間接稅系統，可以讓聯邦與邦政府直接介入企業與民間的經濟生活，稅率與外國相比看似並不高，但本來自由慣了的印度企業主與小生意人卻覺得GST是擾民的苛政。據莫迪自己提出的數據，GST提高了政府3成的稅收，但底層百姓對尋租的批評仍然不絕於耳。
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基層官員拿著喇叭放送莫迪的廣播給農民聽，演說中他要人民不必怕GST,如果有索賄的情形，希望農民能勇敢舉報。以新政整肅貪腐，又號召草根反對官僚，莫迪的兩手策略讓人不禁想起文革初期的毛澤東，但他的稅改與發展戰略又與朱鎔基有幾分相似。莫迪同時深諳社群傳銷與傳統政治，他既土又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威權領袖十分不同。
今年8月15日是印度獨立71周年，整個儀式就像莫迪的加冕典禮一般。演說之前，他以印度教的傳統儀式向甘地致敬，然後對國民許下了未來5年的宏願，誓言讓貪腐、恐襲與官僚主義消失。他說面對喀什米爾的衝突，「不可能用子彈解決，而是要擁抱他們。」批評者會發現莫迪的言語無可挑剔，但這些美麗的修辭未必能讓印度少數族群安心。
以穆斯林為例，他們不少人認為莫迪的危險甚於改革的好處，他們擔心未來5年國徽上代表印度的動物，會從阿育王柱的獅子變成牛。一旦如此，印度教的聖牛信仰就會強制實施在全國。目前在某些印度教徒占絕大多數的城市，已經開始實施禁牛令，牛奶仍可以公開販售，但不准屠宰牛隻。
牛肉議題的衝突在印度未來幾年內將具有爆炸性，足以分裂一個國家。莫迪和他的支持者必須深思，一個國家因為飲食風俗而激烈對抗是否明智？傳統包袱沈重的印度，需要更徹底的政教分離與世俗政治，而不是具有排他性的種族動員。就這個意義上，莫迪是與甘地建國的核心價值背道而馳的。如果他認真反思中國文革，就會知道任何的躍進與操弄，都會在往後付出數倍沉重的代價。
其實莫迪真正挑戰並不來自穆斯林與在野黨，而是要超越的前任總理辛哈（Manmohan Singh）的成就。正是在這位錫克教總理的推動下，印度成功入世（WTO）並廢除許多僵硬的經濟教條。今天莫迪的改革正是在前任的基礎上，但莫迪似乎缺乏辛哈的包容性與國際視野，須知任何片面躁進的措施都不適用於不可思議的印度（incredible India）。
而莫迪治下的印度能否成功超越中國？目前還言之過早，但其人的執政風格卻讓我想到國際政壇上的一對好友：俄羅斯的普京與土耳其的厄爾多段（Recep Tayyip Erdoğan）。兩人都曾勵精圖治，打擊權貴，兩人也都提倡回歸文化根源，強化國家尊榮與國民認同感。但現在普京因為干預烏克蘭遭到北約抵制，至今困守在經濟制裁中，普梅二人長期執政導致的貪腐，讓年輕世代深感不滿。而厄爾多段則是迫害對手，修憲弄權，仿佛自己就是鄂圖曼帝國的蘇丹再世。
所幸印度實在太過複雜與民主素養深厚，南亞次大陸要出現一個獨裁者的可能性並不高。莫迪必定會大大翻攪印度原有的政治規則，但制衡他的力量也會與時俱進。
瑜珈之國沒有魔法，只是自認天命在身的領袖總想催眠人民。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590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