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與中國打交道是不是要照搬他們的方法，顯得毫無靈活變通的餘地呢？
傑爾森的回答是：「有時候是這樣。肯定是要學習他們的方法，理解之後盡可能地加以利用。」
中英就香港問題談判時，鮑威爾的兄弟喬納森．鮑威爾（Jonathan Powell）是英國外交部負責談判的一名官員。他後來成為布萊爾首相的幕僚長。他對香港主權移交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
「柴契爾夫人深信，香港就像是個會下金蛋的鵝，中國人很想要，所以絶對不會放棄這只金鵝，不會做任何有損香港的事情。所以她覺得我們在談判中是佔上風的。她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在中國方面看來，我們就像是老鼠背上的跳蚤一樣微不足道，他們對我們怎麼想的毫無興趣。他們早就決定，這個歷史遺留的錯誤必須改正過來，一定得改。
坦白來說，我們的籌碼很小。如果他們不得不犧牲香港，那就犧牲好了。」
人權與貿易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的第二年，中國總理朱鎔基與英國首相布萊爾互訪，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建立中英全面伙伴關係。此後的20多年，英國與中國的關係日益緊密，每一任英國首相都曾訪問中國，每一任中國國家主席都曾到英國國事訪問。
布萊爾回憶當年說：「儘管發生了天安門廣場事件，外界還是認為，（中國）伴隨經濟發展和開放將會有政治上的開放。這種開放不一定是西方的民主，但是可以是政體上更大的開放。坦白說，外界大部分人直到幾年前基本都相信這一點。這應該是當時都普遍認同的。中國各方面都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應該會有經濟與政治的契合。」
布萊爾政府與中國建立伙伴關係的過程中，人權成為一個經常被提起的問題。
布萊爾說，「人權的確總是難題，不是說你感覺不到重要性，不夠重要所以不提，而是你總提。我們有時在會談時提起這些問題，坦白說，用很敷衍的方式談起。隨著我跟中國領導人越來越熟悉，我在任期內最後一次跟中國領導層的對話，就是圍繞人權問題的坦率對話。」
中國政府當時和現在都堅持認為，如何對待本國人民是內政。任何想跟中國打交道的英國首相，無論是想擴大貿易還是爭取投資，都必須計算好在多大程度上與中國當局對抗。而中國當局養成了要求外國表示尊重的習慣，不尊者者會受到懲罰。
弗萊徹（Tom Fletcher）曾經擔任布萊爾的外交事務顧問，後來也是布朗首相和卡麥隆首相的外交顧問。他回憶說：「會議快結束時總像在玩一場危險的遊戲，我們都知道必須再提出一個有關人權的議題，而中國方面則開始越來越慢，翻譯也需要更多時間完成，因為他們也在看著會議結束的時間，這樣才可以在會後對內外媒體說，人權問題根本沒談。所以在任何會談中就像有個鐘在嘀嗒響，我坐在首相旁邊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道他有沒有時間提到我們認凖的那個人權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