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破壞性，就是街頭暴力、群眾暴力的濫觴。北京政府時代，是中國僅見的憲政時代。盡可以嘲笑其憲政之幼稚，但無論如何幼稚，它終究還是憲政。而憲政就必然包括了人權、法治。憲政體制下並不是沒有合法反對的空間，合法反對的空間明明敞開，偏要訴諸直接的街頭暴力、群眾暴力，以致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這種溢出憲政常軌的暴烈的行為，對人權與法治、對憲政本身的羞辱之深，無論怎麼估計都不為過。
顯然，肇事學生違法在先，惜乎北京政府過於弱勢。這從一個鏡頭可見一斑：當學生翻牆跳進曹汝霖私宅，負責保衛曹宅的幾十個全副武裝的員警，居然「早被外面的呼聲所震駭」，看見學生跳了進來，一個個嚇得目瞪口呆，只能聽任學生在曹宅打砸搶直至火光四起。事後雖也逮捕了一些肇事學生，但並未受到真正的懲戒，都在社會各界的大力聲援下，很快英雄般凱旋。政府的權威，人權與法治尊嚴，憲政的尊嚴，可謂掃地以盡。
本來，五四的街頭暴力雖不乏可議之處，大體上還屬於失控範疇，可以解釋為情境激發的結果，非組織者刻意為之。包括梁啟超等研究系大佬，應該都始料未及。從這角度看，事件有某種偶然性，並非完全不可理喻。問題主要在於當時輿論和社會的態度。政府已經足夠無能，實際上放任之，而輿論和社會，也沒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沒有檢討和反思。這對是非的顛倒，對人心的誤導，是不難想見的。是非顛倒到什麼程度呢？一個例子足可說明。飽受街頭暴力之苦的曹汝霖，本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當時卻如同全民公敵，千夫所指，沒多少人為他說句公道話。直到抗戰爆發後，他拒絕跟日本人合作，剖露其心跡，居然是「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可見五四街頭暴力對其名譽打擊之大，以致終生難以走出陰影。
「造反有理，愛國無罪」的觀念，就這樣漸成主流，一個囂張的時代、狂暴的時代，就這樣徐徐揭幕。從這潘朵拉盒子裡跳將出來的，必是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等么蛾子。中國社會從此踏上通向深淵之路。
五四剛好爆發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一定程度也可以說，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的所謂禮物之一。這種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恰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法寶。當初的二月革命，也曾奠定俄國的憲政框架。但當憲政框架無法滿足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的奪權需要，列寧和他的戰友們立即毫不猶豫地站出來，直接動員水兵和工人上街，用大規模的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顛覆了二月革命確立的憲政體制。可以肯定地說，沒有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就沒有蘇俄政權，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是蘇俄政權的助產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