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百年的中國知識份子，陳獨秀如果不是最政治，起碼是最政治的之一。他當然也有學問，但他能史上留名，主要不是因為學問而是因為政治。其實陳獨秀並不懂政治，更不擅長政治。
陳獨秀不僅不懂不擅實際的政治運作，對於理論上的政治，他也不懂不擅。證據之一，就是他初涉政壇的代表作、刊於1920年9月1日新青年雜誌的《談政治》。這篇文章和這期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及他的新青年同仁集體轉向，從思想啟蒙、政治批評，轉到政治鬥爭、黨派鬥爭的一個拐點。從此，陳獨秀不再主要是一個學者，而主要是一個職業政治家。
《談政治》無疑是陳獨秀個人的政治宣言，以一個職業政治家的身份，解釋他將畢生投入的事業。他當然是想說服天下人。但是，通讀全文，非但看不出什麼說服力，反而只看出他的外行。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是因為，陳獨秀理解的政治，只是主義的政治。這主義，就是他皈依不久的，蘇俄舶來的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貫通全篇的，都是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時尚話語。尤其階級的話語，專政的話語，革命的話語。而那些話語，並不適合中國。所謂階級分化，及階級分化基礎上的階級戰爭等等，無一不是以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為條件的近代社會的產物。而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在中國才起步，中國仍主要停留於農業社會，農業社會沒什麼階級分化可言，屬於經典的倫理社會，經典的小共同體時代。拿只適合西方近代社會的階級分析法，及相應的專政話語、革命話語，生搬硬套到主要是農業社會的中國，其荒謬不是今天回過頭來才看得清的，陳獨秀們當時就被主流社會稱作“過激黨”，不為當時的主流社會所接受。這甚至包括孫中山在內。孫中山及其代表的國民黨，一直認為陳獨秀們的主義不合中國國情。即便跟蘇俄合作，孫中山也特別聲明不同意階級鬥爭學說，認為中國決不能搞階級鬥爭。在任何一個正常社會，陳獨秀們的過激黨都不會有市場。但後來中國社會的極化和撕裂，給了他們市場。這種歷史的吊詭，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讓人扼腕歎息。
主義的政治，必是概念的政治。所以，《談政治》通篇都是從概念到概念，見不到任何具體的論證、分析。作者就好像不在中國，他所討論的內容，壓根就跟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沒關係。如果把政治比作治病，開出藥方之先，總得望聞問切吧？總得做具體的診斷吧？但是《談政治》通篇沒有對中國社會的望聞問切，通篇都是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簡單而拙劣的複述，通篇都只是兜售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藥方，總之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沒有實證，無須實證，信就夠了，信則靈。這哪有半點學者的風度，更像傳教的囈語。實際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確具有類宗教氣質，真理黨的氣質。陳獨秀們也的確主要從信仰的角度，來理解和接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類宗教的政治，是某種程度政教合一的政治。政教合一就必然排斥經驗和邏輯。再用經驗和邏輯的標準要求他們，評判他們，就難免雞同鴨講了。這也是後來陳獨秀跟老戰友胡適衝突直至分道揚鑣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