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台灣近半世紀的「蔣家王朝」，為何最終只能被迫解嚴、斷送統治？12日國史館舉行國際學術討論會，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國史館協修吳俊瑩兩篇論文初稿，便爬梳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典藏「劉少康辦公室」檔案、國史館編纂中的1984年「江南案」相關檔案等史料，勾勒出蔣經國晚年的兩大巨變──權傾一時的「特務頭子」王昇失勢、內定接任國安局長汪希苓經手刺殺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引爆爭議。
1979年美麗島事件爆發後，蔣經國對黨外運動轉為積極壓制態度，由前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主責的「劉少康辦公室」成為政府「對敵鬥爭」檯面上最後一搏，王昇卻在一夕間權勢灰飛煙滅；1984年，曾遭蔣經國應允接班國安局長之汪希苓經手刺殺劉宜良，最終引起蔣孝武遭質疑為幕後黑手、使蔣經國於1985年三度表示「絕不會有蔣家的人來繼承我」──兩大歷史轉折之間，蔣家政權如何步向終點？陳翠蓮與吳俊瑩的研究，便提供了一個基本面貌。
國民黨文工會主張「美麗島軍法大審」應公開報導、終致輿情大逆轉同情被告 王昇痛批「精神污染」接手鎮壓黨外
談起「劉少康辦公室」為何物，陳翠蓮說，這是1980年代政治轉型非常受到矚目的單位，如今卻是仍像謎團一般的組織。關於台灣80年代威權轉型如何進行，目前有兩種說法，其一是2020年新書《台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之中吳乃德與吳建國所說的，初期採強硬鎮壓、而後因「江南案」被迫改革，然而在更早的1979年10月美麗島事件爆發前夕，美國在台協會（AIT）報告指出，統治集團內有強硬派與保守派不同路線之爭，但蔣經國顧忌美方看法、顧慮輿論評價、傾向「溫和改革」。
兩種說法，一指蔣經國從強硬到開放、被迫改革，一指蔣經國從一開始就選擇「溫和改革」路線，看法分歧，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出現意欲強硬鎮壓黨外運動「劉少康辦公室」更成謎團──如果蔣經國一開始就採溫和路線，為何要在1980年任命「強硬派」的王昇？如果蔣經國真是被迫改革，1983年又是出現什麼致命危機，必須匆促撤換掉王昇？
基於以上問題，陳翠蓮以「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1980年代台灣威權末期的權力震盪」一文探討劉少康辦公室成立與權力起落，以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典藏「劉少康辦公室」檔案、王昇日記、郝柏村等黨政人士日記、再輔以黨外雜誌報導進行研究，意欲釐清這個蔣經國晚年的謎團。
劉少康辦公室何來，陳翠蓮指出，其前身為1979年1月份因應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成立之「固國小組」，係因應中共鄧小平對台灣政策有大轉變、轉為和平統一攻勢之下的產物。然而，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爆發，當時固國小組核心成員之一、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主張軍法大審應公開報導，施明德、姚嘉文、黃信介等多名被告在法庭上不畏生死、高談民主的表現引起輿情逆轉，楚崧秋的決策便遭時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痛批「精神污染」，致使楚崧秋去職，固國小組於1980年3月份改為「王復國辦公室」、由王昇主責。
掃除美麗島事件以來官方所謂「思想污染」，成為王昇接手的主要任務，為避免代號名稱日久洩漏，1981年5月起「王復國辦公室」又改名為「劉少康辦公室」。在這之間，主要任務從固國小組時期的「被動反制中共統戰」轉為王昇主責的「加強對敵鬥爭，粉碎台獨陰謀」，從被動防禦到主動進擊，這防禦的範圍也包括台灣島內之黨外人士。
陳翠蓮指出，劉少康辦公室係國民黨內秘密任務編組、不希望對外公開，每周二召開「對敵工作指導會報」，在黨政軍單位之間進行協調指導的角色。辦公室業務主要分為3大塊，包括「海外對敵鬥爭」、「大陸對敵鬥爭」、「基地對敵鬥爭」，但從資料可見海外著力有限，主要仍集中在基地（即台灣島內）的行動。
至於劉少康辦公室運作方式，先開研究會報、上呈行政院長孫運璿、再交由蔣國批核會議，層層上報，但因王昇於國民黨部進行會報無法獲得行政院其他部門積極配合，王昇也於1981年5月提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對敵鬥爭辦公室強化工作要點〉，強化其功能與決策約束力；至於所謂「基地對敵鬥爭方案」，係將台灣內部的民主運動視為「台獨」、納入「對敵鬥爭」範圍，從選舉、演講各方面進擊試圖瓦解黨外運動。
美國施壓「黨外人士有表達意見自由」、輿論追捧王昇如「蔣公再世」引奪權疑慮 海內外局勢終致王昇權勢一夕灰飛煙滅
在黨外人士眼中，王昇無疑是非常鮮明的「強硬派」、惡名昭彰，不過關於王昇下令1980年林宅血案、1981年陳文成命案的傳聞，陳翠蓮也透過王昇日記釐清──雖然當年傳言1980年林宅血案係王昇對其子王步天家中被放炸彈的報復，從日記可見，王昇是在事發前2月26日才獲外交部通知、28日就發生林宅血案，而3月1日日記也記載，王昇認為林宅血案「充滿政治陰謀」、「慘絕人寰，令人髮指」，其反應顯然狀況外。
至於1981年陳文成命案，王昇在日記多次記載陳文成案會對蔣經國造成重大困擾，再三指責相關權責單位、標榜自己的「先見之明」、整體讀來意思就是「都不聽我的話，事情才會搞這麼大」。陳翠蓮評價，以上私密日記內容皆顯示王昇並非主導人物，才會屢屢強調自己洞燭機先，對黨政同志判斷錯誤、處理失策大感扼腕。
權傾一時、自認有「先見之明」的王昇為何最終遭去職、劉少康辦公室亦遭解散，陳翠蓮認為美國是其中關鍵因素。自1970年代末期，美國國會便通過諸多人權法案、拓展人權外交，展現與過去不同的積極態度，而在國史館典藏1978年6月份檔案也可見，美國國務院以軍售、貸款影響兩國因素，施壓黨外人士郭雨新助理陳菊被捕事件。1980年1月份美麗島軍法大審前後，AIT首任理事丁大衛（David Dean）更力勸蔣經國：「嚴懲人犯會傷害聲譽、使美國與台灣當局互信困難，如果台灣解嚴、捨棄軍事審判、黨外人士有表達意見自由，將獲得美國更多支持。」
在美國壓力之外，亦有黨內鬥爭問題。陳翠蓮說，1981至82年之間是蔣經國身體最差的時候、也是王昇權力最高的時候，王昇權力如日中天也招來追高吹捧，作家朱西寧便於《聯合報》副刊撰文稱頌王昇「神似老元首」、黨外雜誌亦稱王昇為「蔣經國的接班人之一」、「台灣的全斗煥」──這些評價都讓王昇陷入危險境地，加上黨內緊張關係高昇、王昇插手黨政軍引起反感、與時任行政院長孫運璿也爆發激烈衝突，成為王昇去職導火線。
1982年8月27日，丁大衛力邀王昇造訪美國，王昇本不想去，蔣經國則強調這是「政治問題」、非去不可。而後王昇於1983年3月份訪美、10天之後就遭去職，陳翠蓮點評，這可能是蔣經國與美國之間的協議。自此，被稱為「小中常會」、「太常中央黨部」、「太上行政院」的一代權臣，權勢灰飛煙滅。
對於陳翠蓮論文初稿，政大歷史系教授劉維開評論，過去能聽到關於劉少康辦公室的內容多為稗官野史，陳翠蓮研究特別之處在於參考王昇本人的日記、勾勒整體過程，頗具學術價值。不過劉維開也建議，日記理應很難造假、文章前可以特別點出史料價值，關於劉少康辦公室檔案為何在結束多年才移去胡佛圖書館、沒有留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檔案有何特點，也可再加以說明。此外，劉維開也建議陳翠蓮可對昔日劉少康辦公室人員進行口述訪談計畫。
「敲響蔣家統治喪鐘」關鍵江南案 不只《蔣經國傳》引殺機
握有極大權力最終卻一夕失勢的，還有被蔣經國指名為國安局長接班人之前情報局長汪希苓，由汪希苓承擔之1984年「江南案」，更被國史館協修吳俊瑩評價為「敲響蔣家統治喪鐘」的關鍵事件，江南之死讓蔣孝武遭質疑為幕後主使、迫使蔣經國於1985年三度強調「絕不會有蔣家的人來繼承我」。
1984年10月15日，曾撰寫《蔣經國傳》引起當局不滿的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於美國住家遇上竹聯幫成員陳啟禮、吳敦、董桂森開槍「制裁」喪命，輿論長期認為劉宜良係因撰書引起殺機──但，實情只有這樣嗎？近日國史館正準備江南案檔案彙編，吳俊瑩便根據相關檔案寫成「1984江南案研究」論文初稿，探討這起再次撼動海內外局勢的重大政治案件，吳俊瑩也說，江南案與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的重要差異在於行兇凶手、事件輪廓相對清楚，其中當局如何操作、應對，是極佳了解政治事件的教材。
關於刺殺劉宜良的主角情報局，係在國安局成立後就「國家安全工作分類」唯一具有「制裁」能力的行動單位，主責效忠領袖、發動鋤奸之「密裁」工作，有長期暗殺工作團傳統。至於劉宜良為何被盯上，自1973年發表《蔣經國傳》就開始被注意，加上劉宜良接近批評蔣經國特務系統的吳國楨、與左派人士往來密切、進出中國，就被列為重點監控對象。
1974年，國安局開始對劉宜良進行軟硬兼施，先是解除劉宜良駐美特派員身份、指示駐美單位「李健行」注意劉在美言行列案觀察，又透過友人溫哈熊勸劉宜良別再寫《蔣經國傳》、被以哼哼哈哈帶過，又透過對劉宜良有知遇之恩、有情報單位經歷之夏曉華去勸說，1977年汪希苓更是直接在美國與劉宜良見面、希望別再寫蔣家，皆未獲正面回應。
1983年，情治單位知到劉宜良又要寫蔣經國在台灣的主題，國防部特種情報室於3月份建議政府派高級人員赴美訪江南，邀請返台開會、允負擔旅遊全部費用與可得稿費損失，使劉宜良停寫即將連載的「蔣經國在台灣」等文，然而時任國安局汪敬煦不同意駐美單位出價買下蔣傳之建議。7月份，劉宜良於美加州論壇報開始連載蔣經國傳，情報局成立「三義專案」，由副局長荊自立透過夏曉華與劉宜良接觸、盼修改將出版的蔣傳單行本，此事事情報准經國安局汪敬煦同意，情報局長汪希苓也證實劉宜良成為其「運用關係」。
這樣一來，《蔣經國傳》都改了，問題還有什麼？吳俊瑩說，雖然劉宜良成為「駐美聘幹」，但沒有就此封筆，反而開始展開書寫吳國楨、龍雲這些爭議人物傳記的計畫，引起情報局長汪希苓不滿。
此外，情報局得知劉宜良與中共往來密切、希望透過劉接觸中共民航局官員崔陣，卻在接觸過程讓情報局人員感覺被中共人員拍照反蒐證、有身份曝光風險，1984年8月15日蘇同豐具明簽呈的部份文件便可見情報人員對劉宜良不滿，直批劉「甘心出賣我專案人員行蹤，甘心作共匪之走卒」，汪希苓亦在批簽時以「劉逆」稱呼劉宜良──雖然這份檔案公開不完整、未能見得情報人員建議對劉宜良的處置，汪希苓一邊批簽「可」一邊要求對夏曉華等人保密，可見情報局將對劉宜良有新的一番應對手法。
「殺機跟《蔣經國傳》可能沒這麼密切，跟這些有關。」吳俊瑩點評。
黑道殺人出包連連讓情報局崩潰 江南案終牽連蔣孝武、迫蔣經國三度宣誓「蔣家人不會接班」
殺機已然成形，殺手也緊接到位。1984年5月，汪希苓透過《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電影導演白景瑞認識製片帥嶽峯、同時得知帥嶽峯剛加入竹聯幫，情報局就此與竹聯幫牽上線，汪希苓欲運用竹聯幫在香港與中國發展「敵後布建」的構想、同時思考如何以黑道「謀殺這些叛逆」，看上陳啟禮，就是為了處理劉宜良。
7月28日，汪希苓與陳啟禮在白景瑞喬遷宴客上初次見面；8月初，情報局為幫會人士展開為其一周建立情報工作基本概念的課程；8月底，陳啟禮即將前往美國，汪希苓準備好劉宜良照片、寫有中英文姓明與地址的紙片，由副局長陳虎門轉交陳啟禮──吳俊瑩說，汪希苓就這樣把「制裁」劉宜良的任務交給陳啟禮，也不必提到刺殺內容，畢竟黑道殺人也不用人教，不過以後來結果來看，汪希苓顯然高估竹聯幫能耐了。
如今吳俊瑩研究時特別google劉宜良當年在美國的住址，那是一個安靜小巷住宅區、兩邊都是美式獨棟房，路走到底就是海岸，劉宜良就是1984年10月在自家車庫裡遭殺害。
這看似成功除掉眼中釘，但在吳俊瑩今日看來，這整個計畫也太不縝密──主責刺殺的這群人其實認識不到幾個月、計畫不周詳，陳啟禮到美國看到警察很多、想拉另一竹聯大老柳茂川一起犯案，但柳茂川也不認識江南，陳啟禮只好在灣區急call吳敦、董桂森一起上路，犯案後還把兩台腳踏車丟在現場、車上有陳啟禮指紋、給美國警察撿到：「最好笑的是，陳虎門還跟帥嶽峯抱怨，怎麼沒弄成搶劫案？至少要搶個錢啊！」為避免遭滅口，陳啟禮從美國返台前還留下接受情報局指示的錄音帶。
台灣黑道明目張膽在美國殺人，自是引起極大風波，為回應國際壓力，1984年11月12日國安局長汪敬煦便親自坐鎮指揮台北市警局督導之「一清專案」行動、一舉逮捕陳啟禮在內的幫派份子，這過程中情報局沒得參與、14日陳啟禮更主動向調查局說出殺害劉宜良的經過，蔣經國很快就得知汪希苓有涉案──汪希苓畢竟是蔣經國親自拉拔的心腹，蔣經國經過2個多月痛苦抉擇，直至1985年1月份才決定出手處理汪希苓等情報局官員。
而後美國一直對汪希苓進行測謊，雖然汪希苓矢口否認有上級授意、但測謊一直未通過，美國報告也對「僅止於他」這事非常懷疑，而在蔣經國方面，本案由軍法局偵辦，極力導向「全案無論如何發展是汪希苓個人行為，沒有涉及高層決策」，此外也不惜揭露台灣有在美情報人員的資訊，意圖扭轉風向、說江南為美中台三方做情報工作。最後，本案在美方壓力下速審速決，汪希苓、陳啟禮、吳敦等皆遭判無期徒刑。
談起江南案的影響為何，吳俊瑩說，對內是讓台灣人看清恐怖統治手法，1980年代林宅血案、陳文成案等重大政治案件的可能原因與作案模式都能在江南案找到蛛絲馬跡，政府再也不能卸責、說是台獨人士跟共產黨作案的，此事也造成情報局功能萎縮；對外，政府不得不收束在美情報活動，台灣對美關係也嚴重受到損害，國際評價差到與伊朗、利比亞同等級，說蔣氏政權在美國執行恐怖行動，美國國會甚至揚言切斷軍售。
而在蔣經國方面，最大影響就是「封鎖蔣家人接班可能性」，當時民間不斷流傳蔣孝武亦有涉案、係真正幕後主使，傳聞鬧得滿城風雨，蔣經國只能在1985年不斷宣示「蔣家人不會接班」。
蔣孝武究竟有無涉案，中研院台史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許雪姬點評，政治案件的重要特色其實就是「製造斷點」，只能知道線索、但無法再追上去，吳俊瑩則說，雖然黨外雜誌跟美國都將主謀指向蔣孝武、也不是不可能，但在檔案研究的盲點之一就是，不會有人在檔案留下說「誰指使誰去殺誰」。
無論如何，江南案無疑成為蔣氏政權落幕的最關鍵事件，儘管汪希苓接受美方人員訊問時說「這不是正常業務，是為了國家利益這麼做的」，後來也在獄中備受禮遇、甚至有「汪希苓特區」，蔣氏政權與汪希苓的升官之路就此停頓。
王昇的「劉少康辦公室」到汪希苓「江南案」，皆是蔣經國晚年面臨之重大轉折，統治台灣近半世紀的蔣家政權最終也不敵民主化浪潮、犯錯亦難以掩蓋全數真相，而剩下的一塊拼圖、蔣孝武角色，也有待後續持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