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李宗仁與蔣中正兩人的政治實力，司徒雷登看得非常透徹，在中國內戰的混亂情況下，不讓美國捲入無端的是非當中。司徒雷登對蔣中正的疑慮，果然一語中的，2月6日國防部作戰廳廳長蔡文治，代表何應欽、顧祝同兩位，向美方傳話，拜託美方規勸蔣中正停止正在進行的愚昧災難的行為，蔣中正仍然親自指揮軍事事務，完全不顧國防部，蔣中正透過林蔚、湯恩伯、周至柔指揮軍隊，蔣中正打算放棄南京，守上海。蔣中正把南京的精銳部隊都抽調出去，讓李宗仁毫無保護，無法推動和平努力。
這位向美方告狀的蔡文治，後來投靠美國中情局，在香港搞第三勢力，中情局希望在國共之外，另外培植勢力介入中國內政，但是蔡文治沒有政治號召力，第三勢力運動潰散，許多成員不是回到台灣，就是流亡海外。
李宗仁也在2月6日同一天告訴司徒雷登，許多與蔣中正親近的將領，也向他抱怨蔣中正持續下命令給他們，周至柔告訴他，蔣中正幾乎每天都打電話給他，告訴他空軍該做些什麼，湯恩伯也有類似的抱怨。
徐蚌會戰後的國府軍事指揮，一盤散沙，多頭馬車，沒有公職身分的蔣中正，僅以政黨領袖身分，在幕後繼續調動效忠他的軍隊，李宗仁毫無辦法干預，李宗仁希望據長江抗共軍南下，但是部隊大都被蔣中正拉去上海。整個政府也是分崩離析，行政院長孫科不理會李宗仁的指揮，自行搬遷廣州辦公，立法院與其他政府機關也都南下廣州，只剩總統府還在南京，
1949年4月共軍終於渡江，攻占南京。蔣中正搭軍艦離開浙江奉化溪口家鄉，轉往上海，自此再也沒有回過家鄉。當時政府群龍無首，戰局糜爛，守上海的湯恩伯毫無犯法，上海很快失守，被共軍一路追擊到東南沿海，一路連戰連敗的湯恩伯，直到10月的金門戰役戰勝，才能喘口氣。
從國史館、中研院史料看來，政府本想在廣州與共軍決戰，1949年10月廣州告急，當地軍事指揮有廣東省主席薛岳、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閻錫山，薛余兩人只因為是粵籍，才在廣東委以重任，也是力有未逮。
中研院的劉安祺訪問錄當中，劉安祺談到當時廣州的軍事防務，左有沈發藻4兵團，中間是他的21兵團，右邊胡璉12兵團。仗還沒開打，沈發藻就已經追隨白崇禧逃入廣西。胡璉名義上雖然是歸屬薛岳指揮，卻早被陳誠找人拉走，劉兵團一人難撐大局，無力再戰，只好撤走，廣州陷共。胡璉逃出徐蚌會戰的包圍圈後，蔣中正請他組建12兵團，這支部隊算是稍有戰力，但因為胡璉與陳誠的私人關係，接受陳誠的調動，胡璉丟下廣州，去了金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