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需要重塑與盟國的關係，打造新的國際環境，激勵中國做出正確的行為和選擇。在這方面，為貿易、投資、技術、環境和數位世界制定新的全球規則至關重要。拜登總統應該與日本、歐盟、英國、韓國和澳洲等盟國一起，用協調一致的政策提升全球貿易體系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這類的全球性治理機構。
如果這些上述經濟體能針對框架問題達成一致，當邀請中國加入時，它們就能處在更為有利的地位，前提是中國願意符合由各方商定的全球標準。如果中方不願在這個新的多邊行動中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就該考慮在對等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制定懲罰措施，包括禁止中國進入美國市場。
美國還需要解決美中貿易中的雙邊關稅問題，雙邊關稅不僅加劇了美國人的稅負，還影響美國企業成為可靠的全球供應商，同時影響美國成為安全的投資避風港，其結果是削弱了美國的競爭力。
然而，雙邊關稅已經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傷害。有鑑於此，美國應該將關稅減免與建立在「針對性互惠」概念基礎上的新方法結合起來——只有當美國從中國獲得了互惠和實實在在的利益，並完成了分階段貿易協定中規定的目標時，現有關稅才能取消。
要解決上述問題，拜登政府應與中國啟動新一輪雙邊談判，建立面向未來市場的公平、全面和互惠的貿易關係。這樣一項協定將為美國對華投資和出口打開關鍵市場，解決中國國有企業造成的市場扭曲問題，以及服務和貨物貿易中存在的結構性和流程問題。為此，美國需要採取常規和非常規措施來要求中國遵守相關協定。
作為交換，美國也應該提高貿易和經濟政策的可預見性，並準備好向中國企業開放貿易和投資市場。當然，那些威脅到國家安全的投資項目理應被禁止。與此同時，美國也要小心避免出讓太多技術，以免美國企業在中國這個全球增長最快的市場失去商業化和產品布局能力。
除了貿易和投資，如果要保護人類賴以生存、但極其脆弱的全球生態系統，避免氣候變化造成嚴重後果，我們還需要中國解決好自身的環境問題，並採納國外好的經驗和做法。
美國要利用好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巨大經濟機遇。這意味著要確保美國企業有機會投資和出口清潔能源產品和技術，以及其他環保產品和服務。
確保國家安全固然重要，但不能因此損害美國的競爭力。如果像本屆政府那樣，不加區分地禁止向所謂中國軍民兩用企業出口產品，其結果只會為美國的競爭對手打開方便大門，進入美國公司被禁止的領域。同樣，以模糊的國家安全理由阻止合法中國公司在美國資本市場上市，其結果只會加大倫敦、香港或東京市場的吸引力。與阻礙中國發展相比，這些做法只會更多損害美國的公信力、領導力和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