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次不太愉快的最簡短訪談，我對事物的判斷，一直依賴的是直覺。在一個網管密佈的時代，我只是習慣性地質疑那些鋪天蓋地的「證據」。果然它們呼嘯而來，在接下來未久，又倏忽絕跡了。
我只知道，在我的家鄉，即便是在饑餓到吃田鼠的年代，也從無人吃這種我們喚作「鹽老鼠」的怪物。因為在我們的文化和傳言中，它本身就是一種禁忌。
四.
封禁的城市中，當然有我的親人朋友。有的父子感染了，有的姐妹在四處求告尋找醫院。這個冬春的各種慘狀，至今不願複述。當看到全國多地殯儀館支援武漢時，我初次體會到崩潰的感覺。
只有住進醫院被確診且不治的，才被認定為死於新冠——你不能說這種統計有問題，因為在此之外，還想不出更科學的辦法來鑒定。但是，那時更多的病患是住不進醫院的，他們只能悄無聲息地離去。就像那個裹著雨衣的小男孩打開門時，裡面是他早已遠逝的爺爺。
一個巨大的城市在那一階段，究竟失去了多少居民，這已然是一個天問。我們武大校友中，文亮醫生可以被計入那個四千多人的資料，常凱導演以及他的一家，則肯定在那數位之外。而我另外一學長的父親，則因為老病，不願擠佔醫療資源，只好選擇在家中安息……
僅僅幾個月之後，這個國家恍惚又迅疾恢復了它的日常歡宴。能被公眾叫得出名字的逝者，可能不會超出十個。而其他哪怕是那在冊的四千多魂靈，也莫名其妙地成為了國家秘密。至於那些倒斃於途，或者自絕於野的人，他們仿佛不曾生也不曾死過。
五.
正是在全省各社區都嚴防死守的時候，我看到故鄉傳出來的一個小視頻——一個下樓買煙的男人，正在被一群保安圍毆。雖然那時類似的視頻各地皆有，我仍然覺得這樣的管理似有不妥。我給當地的一位官員朋友發了個微信，意思是即便要強制性堅壁清野，也理當出於人道主義和人性立場。市民未曾死于新冠，假設先死於圍毆，傳出去終非善事。
朋友只能苦笑回復我——你多保重。
未久，我女兒給我電話哭訴——她繼父唯一的姐姐和姐夫，不幸慘死了。我問為什麼，她說她這位姑姑兩老在荊州退休，隔離在高樓上不許下樓。姑姑在樓下野地裡種了一點蔬菜，隔天要下去護理和採摘一點，也順便透透氣。但是居委會屢勸不止，就給姑父施加壓力。兩老口為此難免吵架，姑姑一時憋屈，便喝農藥自盡了。姑父無法面對，只好也跳樓了。
我女兒的繼父也是退休的官員，隔離期間，既不能遠去為老姐姐兩口奔喪，更被組織上警告——絕不許把這件事公開出去。
兩個老人就這樣死於非命，而不是非典和新冠。沒有人知道他們白首偕老的一生，竟然這樣慘烈地終止。我雖與他們從無交往，但這也算是疫情以來，距離我最近的橫死。這樣的死，當然是不被記錄在案的。類似的悲劇，又何止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