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英國對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投資，卻只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鄂圖曼帝國瓦解而已。「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就此成為歷史，英國人馬上取代土耳其人，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新一代壓迫者。不像美國對中華民族主義的投資，是從大清帝國一路投資到中華民國，再從北洋政府扶持到國民政府的。
尋找或者建立一個屬於「我們的中國」（Our China），可視為除了維持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統一之外，另外一個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指標。不過清朝在1911年的垮台，換來的卻是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的局面。美國雖然從1913年起就承認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然而即便是北洋政府都在袁世凱去世後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使美國遲遲找不到「我們的中國」。
要等到接受蘇聯援助，有「紅色將軍」外號的蔣中正在攻克上海、南京後宣佈清黨，結束孫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並於1928年將北洋政府送入歷史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才正式為美國認定為「我們的中國」。蔣中正與宋美齡的婚姻，還有他受洗為基督徒的歷史，都在這當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如前所述，傳教士從19世紀末以來就扮演著美國對華政策的推手。
「不承認主義」
既然有「我們的中國」存在，就一定同時還會有一個（或數個）「他們的中國」（Their China）存在。美國在主觀上希望中國是一個統一又親美的國家，這樣美國才能真正壟斷中國的市場。然而客觀上，美國卻也認知到要讓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又親美的國家非常困難。尤其日本、英法與蘇聯也都各自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希望能建立親近他們的中國。
而在30年代初期，英法支持的北洋政府已經垮台，蘇聯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尚不成氣候，只有日本有能力在這場代理人戰爭中與美國對抗。所以在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的1932年1月7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立即發表了著名的「不承認主義」（policy of non-recognition），拒絕承認日本以武力控制東北的事實。
理所當然，這意味美國不承認日本在中國東北成立的傀儡政權滿洲國。此一「不承認主義」的存在，證明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並非始於1979年，也非始於1949年，而是開始於1932年，目的就是要向日本傳遞以下訊息，即「美國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東北三省是中國的領土，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基於同樣的道理，美國也沒有承認中國共產黨在瑞金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等到對日抗戰全面爆發後，日本在中國扶持了不下五個親日政權，這些親日政權多數只能統治中國的部份地區，有的則聲稱要脫離中國成立新的國家，卻沒有一個得到美國的外交承認。顯見日本在對中華民族主義的觀察與運用上，沒有美國來的準確又靈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