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有個好處，他回軍後把婁敬放出來，封侯。這是勇於承認錯誤。但是他把前面說匈奴可擊的十幾個使臣全斬了，沒有自己承擔決策責任。
關於自己承擔決策責任，曾國藩有過總結，他說我是決策者，決策責任在我，不在幕僚，萬事結果不一定，不能簡單地以結果去看，不能怪幕僚。他在日記中檢討自己說：「我雖然明白這個道理，但是如果聽了誰的把事情辦糟了，下次跟他見面時，臉上難免有點難看。這是我的問題，我要注意。」
劉邦如果有曾國藩這份心的一半，又可挽救十幾個幸福的家庭。
成敗無定，領導者要自己負決策責任
劉邦從白登回軍，把之前勸諫他不能打的婁敬從監獄裡放出來，封了侯。
這一點他比袁紹強。
官渡之戰前，田豐勸諫說宜守不宜戰。袁紹說：「亂我軍心，把你下獄，得勝回來再處置你！」袁紹戰敗。消息傳來，獄吏向田豐說：「這回您沒事了。」田豐說：「你不了解主公，他若得勝，一高興，就不跟我計較了。他若戰敗，必羞於見我，殺我便是不再面對我的辦法。」袁紹果然誣田豐「幸災樂禍」，殺了他。
劉邦自然非袁紹可比。但是，劉邦斬殺了十幾個告訴他匈奴可擊的使者，也沒有承擔決策責任，把責任推給了那十幾個幕僚。
曾國藩專門說過領導者要獨立承擔決策責任的問題。因為成敗無定，不光是定計的問題。
他舉了五個案例，前三個都是一個課題：削藩。
漢朝晁錯建議削藩，結果六國叛亂，要「誅晁錯，清君側」。景帝慌忙把晁錯殺了。吳王照樣反，但最後景帝勝利了，削藩成功。
明朝齊泰、黃子澄建議建文帝削藩，燕王反，也是要求誅齊、黃，建文帝也是把齊、黃二人殺了。燕王當然也不會收兵，最後燕王成功，建文帝削藩失敗。
清朝米思翰建議康熙帝削藩。吳三桂反，康熙帝沒有誅米思翰，最後平定了吳三桂，削藩成功。
這三件事，背景、形勢，都差不多，處理各有參差，結果也不同。所以處大事，決大疑，要熟思是非，不要拘於往事成敗，不可遷就一時之利害，更不可歸罪於謀臣。
還有兩個案例：
唐朝末年，唐昭宗憤於皇室不尊，意圖討伐軍閥李茂貞，要宰相杜能主兵。杜能苦諫堅拒，說：「他日我受晁錯之誅，也不能弭六國之禍！」昭宗不允。
結果戰事一開，朝廷打不過李茂貞，李茂貞上表請誅杜能，杜能跟昭宗說：「我可是有言在先啊！」昭宗這時候沒了英雄氣概，只能哭鼻子，說：「與卿決矣！」先下詔貶杜能為梧州刺史，接著就賜他自盡了。
所以這杜能，比晁錯、齊泰、黃子澄都冤！
曾國藩罵唐昭宗強迫杜能在前，又翻臉誅之於後，其作為正是一個亡國之君。他也檢討自己。他說：「我在軍打仗的時候，有時聽了幕僚一個定計，之後敗挫。我或許並沒有歸咎於他。但是見面的時候，卻難免露出臉色來，還是我自己不懂道理，修為不夠。」
關於這「露出臉色」來的，他又講了一個案例：
後唐末帝李從珂擔心石敬瑭謀反。李崧、呂琦進言說，石敬瑭若反，必需契丹之援，您若與契丹和親，石敬瑭就沒機會了。本來計議已定，薛文遇卻說天子之尊，豈能侍奉夷狄，還引用了昭君詩「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來諷刺。李從珂改了主意，把李崧、呂琦罵了一頓，說你們要把我女兒往火坑裡送！二人跪地謝罪。呂琦腿腳不好，跪拜得慢些，李從珂還罵：「你給我擺架子麼？」呂琦說：「您曉得我腿腳不靈便啊。」李從珂不罷休，還是把他降職。
後來石敬瑭果然引契丹打破唐兵。這回李從珂曉得是不該聽薛文遇的，又恨薛文遇，一見到薛文遇就罵：「我見此物肉顫！」幾欲抽刀刺之。李從珂後來為石敬瑭所滅。
曾國藩總結說：「大抵失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成敗不一定，過去的案例不等於可以照做，也不等於不可以照做。
領導者要自己負決策責任。事情搞糟了，怪誰出的主意，那是「庸人之恒情也」，庸人都這樣。
＊作者現居上海。自幼熟讀經史，兵書戰策。觀點自成一家。另有傳播學專著《超級符號就是超級創意》，暢銷二十萬冊。本文選自《華杉講透孫子兵法》（印刻）
